儘管有必要進行臨床研究以確認該藥物在人類中產生類似的效果，但初步研究強調了使用藥物干預（如拉米夫定或其他能夠阻斷相同治療靶點的藥物）作為唐氏症患者的改善認知受損的潛力治療方法。

唐氏症是一種人有額外染色體的病症。通常，嬰兒出生時有 46 條染色體。患有唐氏症的嬰兒有一個額外的副本，即第 21條染色體。這會導致輕度至中度智力障礙，影響一般認知特徵，如記憶力、注意力和說話能力。患有唐氏症的成年人也會經歷加速衰老，導致認知能力相對快速下降，這在普通人中的年長者比較常見。

患有唐氏症的人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也增加了。21 號染色體在這種關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為它攜帶一種基因——類澱粉前體蛋白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簡稱APP)——該基因會在大腦中累積並與破壞大腦功能有關的類澱粉蛋白。類澱粉蛋白積聚在大多數 40 歲以上患有唐氏症的成年人中很常見。

為了幫助獨立生活，大多數患有唐氏症的人都會接受心理社會干預，例如認知刺激療法，這是目前唯一可用的治療選擇之一。然而，迄今為止不存在藥物干預。瞄準反轉錄轉座子(retrotransposons)是唐氏症的一個新的未探索的選擇，這項研究證實具有很大的治療意義。

反轉錄轉座子是 DNA 片段，它們通過複製自身的 RNA 來改變它們在基因組中的位置，然後再跳回到另一個位置的 DNA 中。反轉錄轉座子可以將自己插入基因組的特定區域，並偶然將自己定位在與神經退化性疾​​病相關的基因促進區域，從而增強它們的活性。反轉錄轉座子插入率( Rates of retrotransposition)隨著年齡和細胞衰老而增加。

反轉錄轉座子與 HIV 有一些相似之處，在細胞內快速複製，但不一定具有病理意義。該研究的作者假設，使用目前針對 HIV 複製的現有抑製劑（例如逆轉錄酶，reverse transcriptase）也可以阻斷反轉錄轉座子。

“HIV 和反轉錄轉座子都需要相同的分子來複製自身：逆轉錄酶，”IrsiCaixa 主任 Bonaventura Clotet 博士解釋說。“我們知道，拉米夫定是一種用於抗 HIV 的逆轉錄酶抑製劑，在老年小鼠中顯示可以減少可能與年齡相關疾病有關的反轉錄轉座子的活化。

因此，我們認為抵消與唐氏症相關的認知障礙可能是有用的，”他補充道。

研究人員使用了 Ts65Dn 小鼠，這是迄今為止研究最廣泛的唐氏症動物模型。在四個月的時間裡，老鼠用拉米夫定治療，另一組則用水當安慰劑作為對照組。研究人員隨後進行了各種行為實驗，目的在測試運動活動、識別記憶和焦慮。

他們發現接受拉米夫定的小鼠的認知能力有所改善。該研究的作者假設，觀察到的拉米夫定的益處可能是由於它對一種或多種 APP 基因變體的影響。

“我們的工作目的在透過為罹患有唐氏症的人及其家人提供更多的選擇來獨立生活，特別是那些受早期阿茲海默症影響的人，”CRG 研究員、該研究的合著者 Mara Dierssen 博士說。

“我們仍然需要持續幫助改善記憶力、注意力和語言功能，或防止與衰老相關的認知能力下降的藥物治療。這項研究是目的在改變這一點，它揭露了反轉錄轉座子是一種有趣的機制，不僅在衰老方面，而且在神經發育障礙也有影響，”Dierssen 博士總結道。

拉米夫定是美國和歐盟醫療當局批准的用於治療成人和兒童 HIV 感染的處方藥。研究人員的下一個計劃是為患有唐氏症和阿茲海默症的人啟動該藥物的臨床試驗。

鄭醫師補充:

反轉錄轉座子是由RNA介導轉座的轉座子的元件，在結構和複製上與反轉錄病毒類似，只是沒有病毒感染必需的env基因。它透過轉錄合成mRNA，再逆轉錄合成新的元件整合到基因組中完成轉座，每轉座1次拷貝數就會增加1份，可以增強自己的基因組。因此，它是許多真核生物中數量最大的一類可活動遺傳成分。

唐氏症患者的早衰及認知功能提早退化，在臨床上幾乎是一種無法抑制及控制的不可逆反應，這項研究如能通過人體臨床測試的療效確認，相信可以造福許多唐氏症患者，甚至是阿茲海默症患者。

參考文獻:

1. Maria Martinez de Lagran, Aleix Elizalde‐Torrent, Roger Paredes, Bonaventura Clotet, Mara Dierssen. Lamivudine, a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 rescues cognitive deficits in a mouse model of down syndrome. Journal of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dicine, 2022; DOI: 10.1111/jcmm.17411

科學家們發現了一種可能的直接途徑，各種吸入的細顆粒透過血液循環，有跡象表明，一旦到達那裡，這些顆粒在大腦中的停留時間比在其他主要代謝器官中的停留時間更長。

來自伯明翰大學和中國研究機構的國際專家團隊近日在PNAS 上發表了他們的研究結果。

科學家們透露，他們在從患有腦部疾病的患者身上抽取的人類腦脊液中發現了各種細顆粒——揭露了一個可能導致有毒顆粒物質最終進入大腦的過程。

來自伯明翰大學的合著者 Iseult Lynch 教授評論說：“我們對空氣中的細小顆粒對中樞神經系統的有害影響的認識存在差距。這項研究為吸入顆粒之間的聯繫以及它們如何產生之間的聯繫提供了新的線索。隨後在身體周圍移動。

“數據證實，透過血液從肺部傳播到大腦的細顆粒數量可能是直接通過鼻子的八倍——這為空氣污染與此類大腦中的顆粒有害影響之間的關係增加了新的證據。”

空氣污染是許多有毒成分的混合物，但就造成有害健康影響而言，空氣微粒（PM，particulate matter，尤其是環境中的細顆粒物，如 PM 2.5和 PM 0.1 ）是最令人擔憂的。特別是超細顆粒能夠逃離身體的保護系統，包括前哨免疫細胞和生物屏障。

最近的證據發現，高濃度的空氣污染與老年人甚至兒童的顯著神經發炎、類阿茲海默症病變和認知問題之間存在密切聯繫。

科學家團隊發現，吸入的顆粒可以在穿過氣血屏障後進入血液 - 最終到達大腦，並導致血腦屏障和周圍組織受損。一旦進入大腦，這些顆粒就很難清除，並且比其他器官停留的時間更長。

他們的發現為證明微粒污染對中樞神經系統的風險提供了新的證據，但研究人員建議需要對吸入的環境細顆粒如何到達大腦的機制進行更多調查。

參考文獻:

1. Yu Qi, Shuting Wei, Tao Xin, Chuanjiang Huang, Yichen Pu, Jinzhu Ma, Changbin Zhang, Yajun Liu, Iseult Lynch, Sijin Liu. Passage of exogeneous fine particles from the lung into the brain in humans and animal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2; 119 (26) DOI: 10.1073/pnas.2117083119

“規律的運動已被證明有助於減肥、調節食慾和改善代謝狀況，特別是對於超重和肥胖的人，”共同通訊作者、兒科營養與分子和細胞生物學教授徐勇博士說。“如果我們能夠了解運動觸發這些益處的機制，那麼我們就更容易幫助許多人改善健康。”

“我們想了解運動是如何在分子層面上發揮作用的，以便能夠獲得它的一些好處，”共同通訊作者、斯坦福醫學院病理學助理教授、斯坦福化學-H 研究所學者喬納森·朗 (Jonathan Long) 說。人類健康的化學、工程和醫學）。“例如，不能進行足夠運動的老年人或體弱的人有朝一日可能會從服用有助於減緩骨質疏鬆症、心臟病或其他疾病的藥物中受益。”

Xu、Long 和他們的同事對劇烈跑步機跑步後的小鼠血清中化合物進行了綜合分析。最顯著的誘導分子是一種稱為 Lac-Phe 的修飾氨基酸。它是由乳酸（一種劇烈運動的副產品，導致肌肉的灼熱感）和苯丙氨酸（一種氨基酸，是蛋白質的組成部分之一）合成的。

在飲食引起的肥胖（餵食高脂肪飲食）的小鼠中，與對照小鼠相比，高劑量的 Lac-Phe 在 12 小時內抑制了約 50% 的食物攝取量，而不會影響它們的運動或能量消耗。當給小鼠服用 10 天時，Lac-Phe 減少了累積的食物攝取量和體重（由於體脂減少）並改善了葡萄糖耐受性。

研究人員還發現了一種名為 CNDP2 的酶，它與 Lac-Phe 的產生有關，並證實缺乏這種酶的小鼠在運動方案中的體重減輕不如在相同運動計劃中的對照組那麼多。

有趣的是，該團隊還發現賽馬和人類進行體育活動後血漿 Lac-Phe 濃度大幅升高。來自人類運動的世代數據顯示，短跑運動導致血漿 Lac-Phe 的增加最為顯著，其次是阻力訓練，然後是耐力訓練。“這證實 Lac-Phe 是一種古老而保守的系統，可調節食量並與許多動物物種的身體活動有關，”朗說。

“我們接下來的步驟包括尋找更多關於 Lac-Phe 如何調節其在身體（包括大腦）中的影響的細節，”徐說。“我們的目標是學習調節這種運動途徑以進行治療干預。”

鄭醫師補充:

相信有規律運動的人都能感同身受一件事:運動後食量會降低，但其確切機轉卻少為人所知，如果臨床實驗上獲得同樣的結果，將能造福一些想運動卻力有未逮的族群。卻力有未逮的族群。

參考文獻:

1. Veronica L. Li, Yang He, Kévin Contrepois, Hailan Liu, Joon T. Kim, Amanda L. Wiggenhorn, Julia T. Tanzo, Alan Sheng-Hwa Tung, Xuchao Lyu, Peter-James H. Zushin, Robert S. Jansen, Basil Michael, Kang Yong Loh, Andrew C. Yang, Christian S. Carl, Christian T. Voldstedlund, Wei Wei, Stephanie M. Terrell, Benjamin C. Moeller, Rick M. Arthur, Gareth A. Wallis, Koen van de Wetering, Andreas Stahl, Bente Kiens, Erik A. Richter, Steven M. Banik, Michael P. Snyder, Yong Xu, Jonathan Z. Long. An exercise-inducible metabolite that suppresses feeding and obesity. Nature, 2022; DOI: 10.1038/s41586-022-04828-5

結果發現，與那些說他們從不與伴侶同床的人相比，那些大多數晚上與伴侶同床的人報告的失眠、疲勞和睡眠時間更長。與伴侶一起睡覺的人也入睡得更快，入睡後睡得更久，睡眠呼吸中止的風險更小。然而，那些大多數晚上和孩子一起睡覺的人報告說失眠嚴重程度更高，睡眠呼吸中止風險更高，並且對睡眠的控制更少。

研究人員還發現，與伴侶睡覺與較低的憂鬱、焦慮和壓力評分以及更多的社會支持和對生活和人際關係的滿意度有關。與孩子一起睡覺與更多的壓力有關。獨自睡覺與較高的憂鬱評分、較低的社會支持以及較差的生活和人際關係滿意度有關。

亞利桑那州大學精神病學系本科研究員、主要作者布蘭登富恩特斯說：“與浪漫伴侶或配偶睡覺對睡眠健康有很大好處，包括降低睡眠呼吸中止風險、睡眠失眠嚴重程度和整體睡眠質量改善。”

該研究涉及對來自賓夕法尼亞州東南部的 1,007 名工作年齡成年人的睡眠和健康活動、飲食、環境和社會化 (SHADES) 研究中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通過調查評估共享床位，並使用 Epworth 嗜睡量表、失眠嚴重程度指數和 STOP-BANG 呼吸中止評分等常用工具評估睡眠健康因素。

“很少有研究探討這一點，但我們的研究結果證實，無論我們是獨自睡覺還是與伴侶、家人或寵物一起睡覺，都可能影響我們的睡眠健康，”高級研究作者、睡眠與健康研究主任邁克爾·格蘭納博士說亞利桑那大學的項目。“我們非常驚訝地發現這有多麼重要。”

參考文獻:

1. Brandon Fuentes, Kathryn Kennedy, William Killgore, Chloe Wills, Michael Grandner. 0010 Bed Sharing Versus Sleeping Alone Associated with Sleep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Sleep, 2022; 45 (Supplement_1): A4 DOI: 10.1093/sleep/zsac079.009

南澳大利亞大學的一項世界首創的研究可能使這成為現實，因為新的基因研究發現失智症與缺乏維生素 D 之間存在直接關聯。

該研究調查了維生素 D、神經影像學特徵以失智和中風風險之間的關係，發現：

• 維生素 D 濃度低與腦容量減少以及失智和中風風險增加有關
• 遺傳分析支持維生素 D 缺乏症和失智症的因果關係。
• 在某些族群中，透過將每個人的維生素 D 濃度提高到高於正常濃度（50 nmol/L）可以預防多達 17% 的失智症病例。

失智症是一種導致認知功能惡化的慢性或進行性症候群。大約 487,500 名澳大利亞人罹患失智症，這是該國第二大死因。全球有超過 5500 萬人患有失智症，每年診斷出 1000 萬新病例。

在國家健康和醫學研究委員會的支持下，這項基因研究分析了來自英國生物銀行的 294,514 名參與者的數據，研究了低濃度維生素 D (25 nmol/L) 的影響以及失智和中風的風險。非線性孟德爾隨機化 (MR) - 一種使用測量的基因變異來檢查可修改暴露對疾病的因果影響的方法 - 用於測試神經影像學結果、失智和中風的潛在因果關係。

UniSA 澳大利亞精準健康中心高級研究員兼主任 Elina Hyppönen 教授說，這些發現對於預防失智症和消除維生素 D 缺乏症的必要性很重要。

“維生素 D 是一種激素前體，越來越多地被認為具有廣泛的影響，包括對大腦健康的影響，但到目前為止，如果我們能夠預防維生素 D 缺乏會發生什麼，仍然非常困難，”Hyppönen 教授說。

“我們的研究首次透過對大量人群進行強有力的遺傳分析，檢驗了極低濃度的維生素 D 對失智和中風風險的影響。

“在某些情況下，維生素 D 缺乏症相對普遍，我們的研究結果對失智症風險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在這個英國人群中，我們觀察到，在正常範圍內透過提高維生素 D 濃度，可以避免多達 17% 的失智症病例。”

鑑於全球失智症的高發生率，這些發現非常重要。

“失智症是一種進行性和使人衰弱的疾病，可以摧毀個人和家庭，”Hyppönen 教授說。

“如果我們能夠通過確保我們所有人都沒有嚴重缺乏維生素 D 來改變這一現實，那麼它還會帶來更多好處，我們可以改變成千上萬人的健康和福祉。”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可能都還好，但對於任何因任何原因可能無法從陽光中獲得足夠維生素 D 的人來說，改變飲食可能還不夠，可能還需要額外補充。”

參考文獻:

1. Shreeya S Navale, Anwar Mulugeta, Ang Zhou, David J Llewellyn, Elina Hyppönen. Vitamin D and brain health: an observational and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stud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22; DOI: 10.1093/ajcn/nqac107

當溫斯頓·丘吉爾罹患憂鬱症時幾乎無法起床。他沒有精力，沒有興趣，也沒有胃口。

專家使用藥物和心理治療試圖幫助患者擺脫“憂鬱”，但它仍然存在於某些人身上。因此，研究人員正在尋找改進現有療法和開發新療法的方法。

一種有前景的方法是微生物組-腸-腦軸。微生物組通常被理解為是指生活在人體內或人體內的所有微生物，例如腸道菌群。腸道細菌可以通過代謝產物影響神經系統。

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巴塞爾大學和巴塞爾大學精神病學診所 (UPK) 的一個研究小組證實，益生菌可以支持抗憂鬱劑的治療。他們在《轉化精神病學》期刊上報告了他們的發現。

腸道菌群影響心理

從先前的研究中得知，憂鬱症患者的腸道和消化問題的患病率高於平均值。如果將憂鬱症患者的腸道菌群植入在無菌條件下（即沒有腸道菌群）飼養的小鼠體內，那麼這些動物也會出現類憂鬱行為。例如，與同齡人相比，他們精力不足，對周圍環境的興趣降低。因此，研究人員懷疑腸道中細菌群落的組成在憂鬱症狀中產生重要作用。

在他們的新研究中，由 André Schmidt 博士和 Undine Lang 教授領導的研究人員系統地研究了益生菌對憂鬱症患者的影響。所有參與者都是巴塞爾大學精神病學診所 (UPK) 的住院患者，除了抗憂鬱劑外，還給予益生菌（21 名受試者）或安慰劑（26 名受試者）31 天。參與者和研究人員都不知道受試者在整個研究期間進行了哪些準備工作(雙盲)。研究人員在治療前、31 天結束時和 4 週後再次對參與者進行了一系列測試。

隨後的分析證實，儘管由於一般的抗憂鬱劑治療，所有參與者的憂鬱症狀都有減輕，但益生菌組的受試者比安慰劑組的改善更大。

此外，他們的腸道菌群的組成發生了變化，至少是暫時的：在益生菌組中，對糞便樣本的分析顯示，在治療結束時乳酸菌增加——這種效果伴隨著憂鬱症狀的減輕. 然而，在接下來的四個星期裡，這些促進健康的腸道細菌濃度再次下降。“可能是 4 週的治療時間不夠長，腸道菌群的新成分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穩定下來，”該研究的主要作者之一 Anna-Chiara Schaub 解釋說。

情緒刺激處理的變化

服用益生菌的另一個有趣效果與觀察中性或恐懼面孔時的大腦活動有關。研究人員使用功能磁磁共振掃描振 (fMRI) 研究了這種效應。在憂鬱症患者中，某些用於情緒處理的大腦區域的行為與心理健康狀況良好的人不同。服用益生菌 4 週後，益生菌組的大腦活動恢復正常，而安慰劑組則沒有。

“儘管微生物組-腸-腦軸多年來一直是研究的主題，但確切的機制尚未完全闡明，”Schaub 說。這也是研究人員認為使用益生菌形式的多種細菌很重要的另一個原因，例如市場上已有的配方。“有了對某些細菌特定作用的更多了解，就有可能優化細菌的選擇並使用最佳組合來支持憂鬱症的治療，”研究人員說——儘管她熱衷於益生菌療法，但強調目前不適合作為憂鬱症的唯一治療方法。

鄭醫師補充:

在功能醫學中，長期腸道菌叢失衡會產生過度發炎反應，衍生諸多重大慢性疾病，其中也包含憂鬱症，然而要改變腸道菌叢的組合並不簡單，往往並非藉由單單補充益生菌可達成，腸道菌叢失衡若是嚴重的話，在改善的療程規劃上，必須先移除不好的菌種或是過多的中性菌，之後再配合益生菌的補充，好菌才留得下來。同時，要補充那些益生菌才最有效?答案是量身訂做，透過血液分析查出免疫失衡的比重，針對結果以量身訂做益生菌組合來調節當事人免疫失衡效果最直接，不然就得憑運氣試試不同菌種的益生菌產生的結果了。

參考文獻:

1. Anna-Chiara Schaub, Else Schneider, Jorge F. Vazquez-Castellanos, Nina Schweinfurth, Cedric Kettelhack, Jessica P. K. Doll, Gulnara Yamanbaeva, Laura Mählmann, Serge Brand, Christoph Beglinger, Stefan Borgwardt, Jeroen Raes, André Schmidt, Undine E. Lang. Clinical, gut microbial and neural effects of a probiotic add-on therapy in depressed patien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2022; 12 (1) DOI: 10.1038/s41398-022-01977-z

現在，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的研究人員進行的一項新研究證實，在輸進這些轉基因 T 細胞後，用一種稱為白介素 7 ( interleukin 7，IL-7) 的免疫增強蛋白進行額外治療會導致抗癌 CAR- T 細胞數量增加並在殺死腫瘤細胞方面變得更有效。

這項小鼠研究於 6 月 13 日發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期刊上的發現，有望在 Barnes-Jewish 醫院的 Siteman 癌症中心和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進行 1 期臨床試驗。該臨床試驗正在研究一種長效基因修飾型 IL-7 與靶向 CD19 的 CAR-T 細胞，CD19 是復發或難治性瀰漫性大 B 細胞淋巴瘤（ DLBCL ）患者的 B 細胞抗原。Siteman 是協調中心，也是全國參與試驗的四個地點之一。

“許多研究人員正在嘗試不同的策略來增強 CAR-T 細胞在治療血癌中的功能，”資深作者、弗吉尼亞 E. & Sam J. Golman 醫學教授兼主任 John F. DiPersio 說。腫瘤科。“我們對 IL-7 很感興趣，因為我們知道它是 T 細胞擴增的主要驅動力。例如，當一個人生病時，人體會自然產生 IL-7 以增加 T 細胞的數量。當我們給予在 CAR-T 細胞治療後不久，將長效型 IL-7 用於免疫缺陷罹患腫瘤(tumor-bearing)小鼠，與未接受 IL-7 的小鼠相比，我們看到這些 CAR-T 細胞急劇擴增超過一萬倍。 T 細胞也能持續更長時間，並顯示出顯著增強的抗腫瘤活性。”

CAR-T 細胞是使用來自患者或供體的人體正常 T 細胞製造的。CAR-T細胞經過基因改造，可特異性靶向癌細胞表面的蛋白質。靶向幫助 CAR-T 細胞找到癌細胞，這些細胞是逃避免疫攻擊的大師。該療法可能非常有效，但有時 CAR-T 細胞無法擴增到足以殺死所有癌症，或者它們被過度刺激，“耗盡”它們的功能，導致它們失去抗腫瘤效果.

考慮到這些問題，研究人員——包括第一作者、醫學助理教授、醫學博士 Miriam Y. Kim 和共同資深作者、醫學兼職助理教授 Matthew L. Cooper 博士——對是否他們可以利用身體增加 T 細胞數量的自然方式來增強治療效果感興趣。但天然的 IL-7 通常會很快從體內消失。因此，DiPersio 和他的團隊測試了一種改良形式的 IL-7，它可以在體內循環數週，使其在支持 CAR-T 細胞擴增方面更加有效。

研究人員在小鼠身上研究了兩種不同的 B 細胞淋巴瘤模型，結果發現，接受 CAR-T 細胞和長效 IL-7 的小鼠比單獨接受 CAR-T 細胞的小鼠存活時間幾乎長六倍。僅用 CAR-T 細胞治療的小鼠在治療後存活了大約一個月。在 CAR-T 細胞治療後不久接受長效 IL-7 的所有小鼠在 175 天的預計實驗時間結束時仍然存活。此外，接受 CAR-T 細胞和 IL-7 的小鼠的腫瘤大小顯著減小，到第 35 天大多數小鼠檢測不到。

“在單獨接受 CAR-T 細胞的小鼠中，疾病得到了短暫控制，”DiPersio 說。“但是到第三週，腫瘤開始復發。到第四周，它們開始看起來像沒有接受任何積極治療的對照小鼠。但是透過添加長效 IL-7，CAR-T 的數量細胞立即爆增，這些老鼠的壽命超出了我們為實驗設定的時間範圍。我們的研究還證實，可以透過控制我們給的 IL-7 劑量來微調 CAR-T 細胞的擴增。”

華盛頓大學的研究為使用 IL-7 增強免疫系統治療疾病奠定了基礎，包括與 CAR-T 細胞一起使用。此外，醫學博士、麻醉學、醫學和外科教授 Richard S. Hotchkiss 及其團隊研究了 IL-7 用於刺激 T 細胞對抗敗血症，敗血症是一種危及生命的感染反應。來自 Siteman 腦腫瘤中心的研究也顯示了使用長效 IL-7 來增強 T 細胞治療膠質母細胞瘤（glioblastoma，一種侵襲性腦癌）的前景。

鄭醫師補充:

細胞免疫療法相對於傳統的化療，由於其機制是採用身體的自然免疫力來對抗抑制癌細胞，副作用明顯少很多，因此越來越多專業醫師及患者採用這類療法來抗癌，而CAR-T 已經核准多年，儘管學理根據立意佳，但療效的不確定不免讓人困惑與猶豫。這項動物研究若能在人體臨床試驗上獲得類似療效，不啻是CAR-T 療法的一大突破與福音，希望後續的臨床試驗結果帶來佳音，造福更多為癌症所苦的患者。

參考文獻:

1. Miriam Y. Kim, Reyka Jayasinghe, Jessica M. Devenport, Julie K. Ritchey, Michael P. Rettig, Julie O’Neal, Karl W. Staser, Krista M. Kennerly, Alun J. Carter, Feng Gao, Byung Ha Lee, Matthew L. Cooper, John F. DiPersio. A long-acting interleukin-7, rhIL-7-hyFc, enhances CAR T cell expansion, persistence, and anti-tumor activity.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2; 13 (1) DOI: 10.1038/s41467-022-30860-0

MIS-C 是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發現的一種新疾病，在接觸 COVID-19 後約四到六週影響兒童。這種新疾病與川崎病有一些重疊的症狀，然而，MIS-C 與更嚴重的發炎有關。MIS-C 可引起身體不同部位的發炎，包括心臟、肺、腎臟和胃腸道器官。在美國和歐洲，大約 80%-85% 的 MIS-C 病例涉及心臟的左心室。

本研究詳細介紹了在三個月的追蹤期間發現的心血管併發症或損害，以評估 MIS-C 的短期影響。它還採用更新的心臟測量（稱為“strains，應變”）來評估與 MIS-C 相關的心臟功能。應變測試是一種更靈敏的工具，可以檢測心臟的某個區域是否變形，或者在心臟收縮和舒張過程中心臟功能是否有任何細微變化。

該研究的資深作者、臨床兒科教授、醫學博士 Anirban Banerjee 說：“目前關於在孩子出院後 MIS-C 恢復狀態期間我們應該多久監測心臟功能以及監測心臟功能的數據有限。”賓夕法尼亞大學佩雷爾曼醫學院和費城兒童醫院心臟中心的心髒病專家。

“鑑於 MIS-C 是由 COVID-19 大流行確定的，治療方案尚未標準化，後續護理差異很大，這可能導致患者家屬及其護理團隊感到困惑和焦慮。我們的研究小組希望提供一些指導並減少最佳護理方法的歧異，尤其是與體育參與有關的問題，”班納吉補充道。

研究人員回顧了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 月期間在費城兩家醫院接受治療的 60 名因接觸 COVID-19 而住院的 MIS-C 的兒童的數據。在 MIS-C 發作之前，這些兒童最初都沒有被診斷出患有 COVID-19症狀。這組兒童中 60% 為男性，平均年齡為 10 歲。大約 48% 是黑人兒童，27% 是白人兒童，15% 是西班牙裔兒童，4% 是亞裔兒童，23% 的兒童的種族/民族不明。參與者接受了靜脈內免疫球蛋白和/或全身性類固醇治療。研究人員審查了來自醫療記錄的心臟超音波和臨床數據，包括人口統計學因素、檢測、治療和醫院結果。

另外 60 名心臟結構正常且未接觸 MIS-C 或 COVID-19 的兒童的數據作為對照受試者。他們的平均年齡為 11.5 歲，其中 55% 為男性；62% 白人兒童、27% 黑人兒童、7% 西班牙裔兒童、3% 亞裔兒童和 8% 未知兒童。對照參與者分為兩組：60% 的患者在 COVID-19 大流行之前進行了心臟超音波檢查，40% 的患者在 2020 年 10 月之後根據嚴格的 COVID-19 協議進行了心臟超音波檢查。

對於患有 MIS-C 的兒童，研究人員分析了在最初住院（急性期）時拍攝的心臟圖像，並檢查了部分兒童的額外影像學檢查，這些兒童也進行了多達 3 次額外掃描——第一次掃描後一周（亞急性期）；在一個月後的及三、四個月的追蹤。孩子們使用常規心臟超音波、斑點追踪超音波心動圖（一種分析心臟組織運動的影像技術）和心臟磁磁共振掃描 (MRI) 對心臟進行篩檢。

研究發現：

• 根據心臟超音波檢查，左心室收縮和舒張功能以及右心室收縮功能在第一周內迅速改善，隨後持續改善並在三個月內完全正常化。
• 81% 的患者在疾病急性期左心室失去了一些收縮功能，但到第三個月和第四個月，收縮功能已恢復正常。
• MIS-C 不會導致持久的冠狀動脈異常。在最初的住院期間，7% 的患者有一些心臟功能障礙的證據，然而，在三個月的追蹤中發現，所有的掃描結果都是正常的。
• 使用應變參數測量心臟功能，結果發現三個月後沒有亞臨床心臟功能異常。

“這些孩子的恢復非常好，”班納吉說。“這些結果對我們的醫療團隊管理 MIS-C 兒童的護理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的研究結果還可以為心臟狀況清除的三到四個月後逐漸恢復運動提供指導。狀況清除所需的測試包括心電圖和心臟超音波. 我們還建議對急性期初期心臟 MRI 高度異常或有持續嚴重左心室功能障礙證據的兒童進行心臟 MRI掃描。”

研究人員指出，關於 MIS-C 的現有知識仍然存在重要差距，因為 COVID-19 和 MIS-C 都是新疾病。尚未回答的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孩子在初次住院後一到兩年的情況如何。

需要注意的重要限制是：該研究是回顧性的臨床目的，並且沒有標準化研究。此外，一些在追蹤期退出研究的患者的追蹤數據流失。Banerjee 解釋說，由於 COVID-19 和 MIS-C 都是新發現的疾病，後續心臟超音波的時間安排有些武斷，並且是由不同臨床醫生的偏好而非標準研究方案驅動的。

“這項研究的優勢在於，研究人員在疾病的最初三到四個月內對心臟功能進行了詳細的連續評估，”美國心臟協會年輕心臟成員、醫學博士、美國心臟協會志願者專家凱文·弗里德曼 (Kevin G. Friedman) 說。

“這項研究提供了額外的證據，證實心肌受影響是短暫的，可能不會導致左心室舒張或收縮功能的長期異常，”弗里德曼說。“雖然疾病急性期心臟受影響很常見，但令人放心的是，所有患者在大約一周內恢復了正常的心臟功能。幸運的是，這些數據告訴我們，在 MIS-C 中，持續的心臟損傷非常罕見。即使在那些在疾病急性期有明顯心臟異常的患者，這些變化在 3-4 個月內消失。”

鄭醫師補充:

兒童多系統炎症症候群 (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children，MIS-C)是新冠疫情的新興疾病，即便發生率不高，但過去缺乏經驗，一旦發生家人甚至是專業人員缺乏客觀分析數據參考，因此不免擔心及恐懼，顯然這篇研究的結果提供的資訊及建議有助於穩定人心，不至於太過驚慌。

參考文獻:

1. Daisuke Matsubara, Joyce Chang, Hunter L. Kauffman, Yan Wang, Sumekala Nadaraj, Chandni Patel, Stephen M. Paridon, Mark A. Fogel, Michael D. Quartermain, Anirban Banerjee.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Cardiac Outcomes of 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in Children Associated With COVID‐19 Infec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2022; DOI: 10.1161/JAHA.121.023251

南加州大學 Keck Medicine 的一項新研究證實，被診斷患有 IBD 的患者罹患憂鬱症的可能性是普通人群的 9 倍。此外，他們未罹患 IBD 的兄弟姐妹罹患憂鬱症的可能性幾乎是一般人的兩倍。

相反，憂鬱症患者患 IBD 的可能性是其兩倍，而他們沒有憂鬱症的兄弟姐妹罹患 IBD 的可能性是其一倍半以上。

“這項研究揭示了兩種疾病之間的臨床重疊，並且是第一項研究 IBD 與兄弟姐妹憂鬱症之間雙向關聯的研究，”Keck Medicine 的胃腸病學家和該研究的共同主要作者 Bing Zhang 醫學博士說.

張和他的研究人員分析了台灣國民健康保險研究數據庫中超過 2000 萬人的數據，該數據庫包含超過 99% 台灣居民的綜合醫療資訊。

11 年來，他們追踪罹患有 IBD 或憂鬱症的患者及其沒有任何一種疾病的兄弟姐妹，將憂鬱症或 IBD 的發作與沒有任何一種疾病分別比較，透過年齡、性別和社會經濟地位相似的對照組來對照。

假設許多因素可能導致疾病的雙向性質，包括環境壓力源、腸道菌叢（由細菌、真菌和病毒組成）和遺傳學。

“IBD患者更容易罹患憂鬱症的發現是有道理的，因為IBD會導致持續的胃腸道症狀，這可能會對患者的生活造成極大的破壞，”他說。“如果 IBD 患者的兄弟姐妹在照顧患者方面發揮作用，那麼 IBD 患者兄弟姐妹的憂鬱風險升高可能反映了照顧者的疲勞。”

令研究人員驚訝的是，憂鬱症患者容易罹患 IBD。張推測這一發現可能與所謂的腸-腦軸有關，這是一種科學確定的胃腸系統和中樞神經系統之間的聯繫，中樞神經系統由脊髓和大腦組成。

例如，他說，在憂鬱症中起作用的大腦發炎可能與胃腸道發炎有關，這是 IBD 的一個指標。

研究人員不確定為什麼憂鬱症患者的兄弟姐妹更有可能被診斷出患有 IBD。張推測，這兩種疾病可能存在共同的遺傳易感性，而這兩種疾病在家庭成員中的表現不同。

張希望研究結果將鼓勵醫療保健專業人員在評估或治療 IBD 或憂鬱症患者時考慮家族史以及胃腸道和情緒障礙之間的關係。

通過更多的研究和對腸腦軸的更好理解，他設想利用新發現的疾病之間的聯繫來改善 IBD 和精神障礙的預防、診斷和治療。

該研究得到了台北榮民總醫院和台灣科技部的資助。

鄭醫師補充:

腸腦軸與憂鬱症或其他大腦退化性疾病的相關研究，近幾年已有相當多的研究證實，這項本地健保資料的分析，可信度極高，也提醒有憂鬱症困擾的當事人，若有身體功能失衡最好一併評估與處置，例如身體系統改善進而幫助精神狀態的穩定在整合醫學處置上非常重視，以功能醫學為例，透過飲食、及腸道功能調整，能夠有效降低腸道發炎，改善腸腦軸的交互影響，對憂鬱症改善往往立竿見影，在此提醒大家。

參考文獻:

1. Bing Zhang, Ho‐Hui Eileen Wang, Ya‐Mei Bai, Shih‐Jen Tsai, Tung‐Ping Su, Tzeng‐Ji Chen, Yen‐Po Wang, Mu‐Hong Chen.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 betwee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and depression among patients and their unaffected siblings.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and Hepatology, 2022; DOI: 10.1111/jgh.15855

研究結果發現，HIIT 增加了骨骼肌中對能量代謝和肌肉收縮至關重要的蛋白質的數量，並在化學上改變了關鍵的代謝蛋白質。這些結果可以解釋 HIIT 對新陳代謝的有益影響，並為探索運動如何影響這些過程的進一步研究鋪路。

“運動有許多有益的作用，可以幫助預防和治療代謝疾病，這可能是骨骼肌能量使用變化的結果。我們想了解運動如何改變肌肉的蛋白質含​​量以及它如何調節這些肌肉的活動蛋白質透過一種叫做乙醯化的化學反應，”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營養、運動和運動系副教授、共同通訊作者 Morten Hostrup 說。當小分子組的一個成員乙醯化與其他分子結合時會發生乙醯化，並會影響蛋白質的行為。

在他們的研究中，該團隊招募了八名健康、未經訓練的男性志願者來完成為期五週的高強度自行車訓練。男性每週鍛煉 3 次，以超過最大心率 90% 的目標速率完成四分鐘的騎行，然後休息兩分鐘。他們每次鍛鍊重複這種模式四到五次。

使用一種稱為質譜分析的技術，該團隊分析了在研究之前和完成訓練之後從參與者大腿採集的組織樣本中 3,168 種蛋白質組成的變化。他們還檢查了與 464 種乙醯化(acetylation)蛋白質上的 1,263 個離氨酸乙醯位點有關的變化。

他們的分析顯示用於構建粒線體的蛋白質的產量增加，粒線體在細胞中產生能量，以及與肌肉收縮相關的蛋白質。該團隊還確定了參與細胞能量產生的粒腺體蛋白質和酶的乙醯化化增加。此外，他們觀察到降低骨骼肌鈣敏感性的蛋白質數量的變化，這對肌肉收縮至關重要。

結果證實了運動後骨骼肌蛋白發生的一些眾所周知的變化，並確定了新的變化。例如，鈣敏感性降低可以解釋為什麼運動員疲勞後肌肉收縮更難發生。這項工作還發現，運動引起的乙醯化調節蛋白質的變化可能有助於促進新陳代謝。

“使用最先進的蛋白質組學技術，我們的研究提供了關於骨骼肌如何適應運動訓練的新資訊，包括識別新的運動調節蛋白和乙醯化，”共同通訊作者 Atul Deshmukh 總結道。哥本哈根大學諾和諾德基金會基礎代謝研究中心教授。“我們希望我們的工作能激發對運動如何幫助改善人類代謝健康的進一步研究。”

鄭醫師補充:

高強度間歇運動(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HIIT)一直是重量訓練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對於提高新陳代謝及幫助體重控制有莫大的助益，但身體是如何透過HIIT來提高代謝率的確實機制，鮮少有研究來實際探討，這項研究是絕佳的示範說明，鼓勵大家經常透過HIIT來幫助身體提高代謝率，幫助體重控制維持。

參考文獻:

1. Ben Stocks, Anders Krogh Lemminger, Morten Hostrup, Alba Gonzalez-Franquesa, Jeppe Kjærgaard Larsen, Julia Prats Quesada, Martin Thomassen, Brian Tate Weinert, Jens Bangsbo, Atul Shahaji Deshmukh. 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remodels the proteome and acetylome of human skeletal muscle. eLife, 2022; 11 DOI: 10.7554/eLife.6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