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為什麼內疚被認為是一種重要的道德情感，只要它是適應性的——換句話說，是適當的並且與情況成比例。“它可以改善人際關係，因此對社會凝聚力很有價值，”巴塞爾大學臨床心理學和心理治療系研究員 Dilan Sezer 說。

是否可以通過服用安慰劑來減少內疚感，這是巴塞爾大學心理學系的研究人員一直在探索的事情。他們的發現現已發表在《科學報告》期刊上。

公開標籤安慰劑研究

為了喚起內疚感，研究中的測試對像被要求寫下他們曾無視重要的行為準則，或不公平地對待他們親近的人、傷害甚至傷害他們的經歷。這個想法是研究參與者應該仍然對所選擇的情況感到難過。

然後參與者被隨機分配到三種情況：一組參與者服用安慰劑藥丸，並被欺騙性地告知這是一種真正的藥物，而另一組參與者被告知他們服用的是安慰劑。兩組人都被告知，他們得到的東西可以有效地消除內疚感。對照組根本不接受任何治療。結果顯示，與未服用藥物的組相比，兩個安慰劑組的內疚感都顯著降低。

當受試者知道他們得到的是安慰劑時也是如此。“因此，我們的研究支持了一個有趣的發現，即安慰劑即使是公開標籤給藥時也有效，而對治療的解釋是其有效性的關鍵，”該研究的主要作者 Dilan Sezer 說。這項研究的參與者都很健康，沒有精神疾病，也沒有接受精神藥物治療。

臨床適用性尚未證實

如果內疚感是非理性的並且持續時間較長，則它們被認為是適應不良的——換句話說，是不成比例的。這些情緒會影響人們的健康，除此之外，也是憂鬱症的常見症狀。

科學研究表明，安慰劑效應可以有效治療憂鬱症。但是，公開標籤安慰劑也可用於緩解內疚等強烈情緒的發現是新的。Dilan Sezer 說，按理說，我們應該嘗試利用這些影響來幫助那些受影響的人。“特別是公開標籤安慰劑的管理是一種很有前景的方法，因為它透過讓患者充分了解干預的研究原理來保持患者的自主權。” Sezer 繼續說，這項研究的結果是朝著使用公開標籤安慰劑對心理問題進行症狀特異性和更符合倫理的治療方向邁出的初階且帶有希望的一步。

需要進一步研究是否有可能用安慰劑治療適應不良的內疚。並且仍然不知道其他感覺狀態是否也可能產生類似的效果。對於 Dilan Sezer，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使用公開標籤的安慰劑將是治療許多心理和身體不適的一種便宜且直接的治療選擇。”

參考文獻:

1. Dilan Sezer, Cosima Locher, Jens Gaab. Deceptive and open-label placebo effects in experimentally induced guilt: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in healthy subjects. Scientific Reports, 2022; 12 (1) DOI: 10.1038/s41598-022-25446-1

這項在老鼠身上進行的研究發現，腸道細菌——部分是通過產生短鏈脂肪酸等化合物——影響全身免疫細胞的行為，包括大腦中的免疫細胞，它們會在諸如此類的情況下損害腦組織並加劇神經退化性變如阿茲海默症。該發現於 1 月 13 日發表在《科學》期刊上，開啟了重整腸道微生物組作為預防或治療神經退化性病變的一種方式的可能性。

“我們給年輕小鼠服用了一周的抗生素，我們看到它們的腸道微生物組、免疫反應發生了永久性變化，以及隨著年齡的增長與一種叫做 tau 的蛋白質相關的神經退行性程度，”資深作者 David M. Holtzman ，醫學博士，Barbara Burton 和 Reuben M. Morriss III 神經病學特聘教授說。“令人興奮的是，操控腸道微生物組可能是一種對大腦產生影響的方法，而無需將任何東西直接放入大腦。”

越來越多的證據證實，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腸道微生物組可能與健康人不同。但尚不清楚這些差異是疾病的原因還是結果——或兩者兼而有之——以及改變微生物組可能對疾病進程產生什麼影響。

為了確定腸道微生物組是否可能發揮因果作用，研究人員改變了容易罹患阿茲海默症類似腦損傷和認知障礙的小鼠的腸道微生物組。這些小鼠經過基因改造，表達了一種突變形式的人腦蛋白 tau，這種蛋白會在 9 個月大時積累並導致神經元損傷和大腦萎縮。它們還攜帶人類APOE基因的變體，這是阿茲海默症的主要遺傳風險因素。攜帶一份APOE4變體的人罹患這種疾病的可能性是攜帶更常見的APOE3變體的人的三到四倍。

因這種基因變異小鼠從出生起就在無菌條件下飼養時，它們不會獲得腸道微生物組，而且它們的大腦在 40 周大時表現出的損傷比含有正常小鼠微生物組的小鼠大腦要小得多。

當這些小鼠在正常、非無菌條件下飼養時，它們會發育出正常的微生物組。然而，在 2 週大時使用抗生素療程，永久性地改變了微生物組中細菌的組成。對於雄性小鼠，它還減少了 40 周大時明顯的腦損傷量。研究人員說，微生物組轉變的保護作用在攜帶APOE3變體的雄性小鼠中比在攜帶高風險APOE4變體的雄性小鼠中更為明顯，這可能是因為APOE4的有害作用抵消了部分保護作用。抗生素治療對雌性小鼠的神經變性沒有顯著影響。

“我們已經從腦腫瘤、正常大腦發育和相關主題的研究中了解到，男性和女性大腦中的免疫細胞對刺激的反應非常不同，”Holtzman 說。“因此，當我們操縱微生物組時，我們發現反應存在性別差異，這並不奇怪，儘管很難說這對患有阿茲海默症和相關疾病的男性和女性究竟意味著什麼。”

進一步的實驗將三種特定的短鏈脂肪酸——某些類型的腸道細菌作為其新陳代謝產物產生的化合物——與神經退化聯繫起來。所有這三種脂肪酸在腸道微生物群被抗生素治療改變的小鼠中都很稀少，而在沒有腸道微生物群的小鼠中檢測不到。

這些短鏈脂肪酸似乎透過活化血液中的免疫細胞來引發神經退化病變，這反過來又以某種方式活化大腦中的免疫細胞以損害腦組織。當沒有微生物組的中年老鼠被餵食這三種短鏈脂肪酸時，它們的大腦免疫細胞變得更加活躍，它們的大腦顯示出更多的 tau 相關損傷跡象。

“這項研究可能對微生物組如何影響 tau 介導的神經變性提供重要見解，並表明改變腸道微生物的療法可能會影響神經退化性疾​​病的發生或進展，”國家神經疾病研究所項目主任 Linda McGavern 博士說。

這些發現提出了一種預防和治療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新方法，即透過使用抗生素、益生菌、特殊飲食或其他方式改變腸道微生物組。

“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你讓小鼠在基因上注定會罹患神經退化性疾​​病，並在動物開始出現損傷跡象之前操縱微生物組，你能減緩或預防神經退化性疾​​病嗎？” 霍爾茲曼問道。“這相當於開始對一個認知能力正常但處於發展障礙邊緣的中年人開始治療。如果我們能夠在神經變性首次變得明顯之前開始對這些類型的遺傳致敏成年動物模型進行治療，並證明它有效，這可能是我們可以在人身上測試的那種東西。”

鄭醫師補充:

愈來越多的研究發現腸道菌叢失衡會增加失智症甚至是巴金森氏症的罹患風險及嚴重程度，然而鮮少有研究找到真正的致病機轉，這篇刊登在重量級期刊研究報導提醒我們:短鏈脂肪酸可能是導致tau蛋白產生及累積，加速大腦退化的重要關鍵原因，期望接下來可以在人體實驗複製相關的研究發現，進而研擬出目前人類治療仍苦無預防及根治的巴金森氏症的更有效的預防及干預療方。

參考文獻:

1. Dong-oh Seo, David O’Donnell, Nimansha Jain, Jason D. Ulrich, Jasmin Herz, Yuhao Li, Mackenzie Lemieux, Jiye Cheng, Hao Hu, Javier R. Serrano, Xin Bao, Emily Franke, Maria Karlsson, Martin Meier, Su Deng, Chandani Desai, Hemraj Dodiya, Janaki Lelwala-Guruge, Scott A. Handley, Jonathan Kipnis, Sangram S. Sisodia, Jeffrey I. Gordon, David M. Holtzman. ApoE isoform– and microbiota-dependent progression of neurodegeneration in a mouse model of tauopathy. Science, 2023; 379 (6628) DOI: 10.1126/science.add1236

這一發現促使南澳大利亞大學 (UniSA) 的研究人員呼籲老年患者在手術前暫時停止使用這些藥物或改用更安全的替代品。

在國際期刊《藥物安全》(Drug Safety)上發表的一項研究中，南澳大學的科學家回顧了 10,456 名在過去 20 年中接受過膝關節或髖關節手術的 65 歲及以上患者的數據。其中四分之一（2614 人）在手術後經歷過精神錯亂。

除了硝西泮和抗憂鬱藥，其他五種藥物——通常用於治療焦慮、癲癇和失眠——也與譫妄有關，儘管程度不同。它們包括舍曲林(sertraline，抗憂鬱劑，大雞熟知的樂復得)、米氮平(mirtazapine，抗憂鬱季)、文拉法辛( venlafaxine，抗憂鬱劑，大家熟知的速悅)、西酞普蘭(citalopram ，抗憂鬱劑)和氟伏沙明(fluvoxamine，抗憂鬱劑，大家熟知的百憂解)。

首席研究員 Gizat Kassie 博士說，鎮痛鴉片類藥物與精神錯亂之間沒有聯繫。

“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在手術後引起譫妄方面，不同類別的藥物比其他藥物的風險更大，而且患者年齡越大，風險就越大，”他說。

吸煙、酗酒、多種健康狀況、多種藥物（服用五種或更多藥物）、精神藥物和認知障礙也會使人們處於危險之中。

“其中許多因素無法改變，但我們可以在藥物方面做些事情，”卡西博士說。

譫妄影響高達 55% 的接受髖關節手術的老年患者，並且與死亡風險增加、住院時間延長和認知能力下降有關。

一項較早的研究發現，與未受影響的患者相比，髖關節手術後發生譫妄的老年人在一年內的死亡率高 10%。

UniSA 的研究是第一個調查特定藥物與手術後癡呆症之間聯繫的研究。之前的研究範圍更廣，考慮了一系列使老年患者易患譫妄的因素。

研究人員希望可以將基於證據的建議實施到臨床實踐中，以便確定藥物類型的譫妄風險。

“對於接受擇期手術的人來說，提前逐漸減少特定藥物的使用應該是切實可行的。重要的是人們在手術前就停止使用這些風險較高的藥物，因為突然停藥會產生更糟糕的後果(戒斷反應)，”Kassie 博士說。

參考文獻:

1. Gizat M. Kassie, Elizabeth E. Roughead, Tuan A. Nguyen, Nicole L. Pratt, Lisa M. Kalisch Ellett. The Risk of Preoperative Central Nervous System-Acting Medications on Delirium Following Hip or Knee Surgery: A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Drug Safety, 2021; DOI: 10.1007/s40264-021-01136-1

這項研究發表在《精神病學研究期刊》(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上，由英國學院和 Leverhulme Trust 資助，發現幾乎五分之一的 ADHD 患者表現出臨床上顯著的囤積症，這證實可能存在一群隱藏的成年人在與囤積症對抗及其影響結果。

囤積症是一種公認的疾病，涉及過度積累、難以丟棄和過度雜亂。這種疾病會導致日常生活中的痛苦或困難，並可能導致憂鬱和焦慮。

以前對囤積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認為是囤積者並在晚年尋求幫助的老年女性身上。這項由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 (ARU) 的 Sharon Morein 博士領導的研究從劍橋和彼得伯勒 NHS 基金會信託基金運營的成人 ADHD 診所招募了 88 名參與者。

研究發現，該 ADHD 組中有 19% 的人表現出臨床上明顯的囤積症狀，平均年齡在 30 多歲，而且性別比例相等。在剩下的 81% 中，研究人員發現與研究的對照組相比，囤積行為更嚴重，但並未達到嚴重損害他們生活的程度。

研究人員詢問了同樣的問題，關於 ADHD 症狀和衝動、囤積和雜物的程度、強迫症的嚴重程度、完美主義、憂鬱和焦慮，以及日常功能，他們來自普通人群中的 90 名沒有 ADHD 的成年人診斷，並發現該對照組中只有 2% 表現出臨床上顯著的囤積症狀。

然後，他們用 220 名英國成年人的更大在線樣本複製了這一點，以查看是否發現了類似的模式，同樣，該組中只有 3% 表現出症狀。

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 (ARU) 心理學副教授 Morein 博士說：“囤積症不僅僅是收集太多物資。患有囤積症的人在他們的生活區堆滿了太多的物品和雜物，這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日常功能導致生活品質下降、焦慮和憂鬱。

“總的來說，我們發現被診斷出患有過動症的人更有可能出現囤積症。這很重要，迄今為止對囤積症的研究發現囤積症不僅會影響當事人的晚年，還有更多值得關注的焦點。。

“我們的研究結果還證明，應該對患有 ADHD 的人定期評估囤積症，因為儘管這些可能會損害他們的日常生活，但他們通常不會透露相關的困難。同樣，許多目前正在接受囤積症治療的人可能也有未確診的過動症。

“臨床醫生和 ADHD 患者對 ADHD 和囤積症之間聯繫的更多認識也可能導致更有效的長期管理，因為囤積症通常會隨著時間逐漸惡化。”

鄭醫師補充:

參考文獻:

1. Sharon Morein-Zamir, Michael Kasese, Samuel R. Chamberlain, Estherina Trachtenberg. Elevated levels of hoarding in ADHD: A special link with inattention.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2022; 145: 167 DOI: 10.1016/j.jpsychires.2021.12.024

這一發現於 12 月 21 日在線發表在《科學轉化醫學》期刊上，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見解，讓人們深入了解一個令人煩惱的問題，這個問題困擾著數百萬在 COVID-19 之後尚未完全恢復嗅覺的人。

在關注嗅覺喪失的同時，這一發現還揭示了其他長新冠症狀的可能根本原因——包括全身疲勞、呼吸急促和腦霧——可能由類似的生物學機制引發。

“通常與 COVID-19 感染相關的首要症狀之一是嗅覺喪失，”資深作者、杜克大學頭頸外科和溝通神經生物學系副教授、醫學博士 Bradley Goldstein 說。

“幸運的是，許多在病毒感染急性期嗅覺改變的人會在接下來的一到兩週內恢復嗅覺，但有些人不會，”Goldstein 說。“我們需要更好地理解為什麼這部分人在感染 SARS-CoV2 後會持續數月至數年持續嗅覺喪失。”

在這項研究中，Goldstein 及其在杜克大學、哈佛大學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同事分析了從 24 個活體切片組織中收集的嗅覺上皮樣本，其中包括 9 名在 COVID-19 後長期嗅覺喪失的患者。

這種基於活體檢查的方法——與哈佛大學醫學博士 Sandeep Datta 合作使用複雜的單細胞分析——揭示了參與嗅覺上皮發炎反應的 T 細胞的廣泛浸潤，該組織在嗅覺神經細胞所在的鼻子中。儘管沒有檢測到 SARS-CoV-2 濃度，但這種獨特的發炎過程仍然存在。

此外，嗅覺感覺神經元的數量減少了，這可能是由於持續的發炎對脆弱組織造成的損害。

“這些發現是驚人的，”Goldstein 說。“它幾乎類似於鼻子中的一種類似自身免疫的過程。”

Goldstein 說，了解哪些部位受損以及涉及哪些細胞類型是開始設計治療方法的關鍵一步。他說，研究人員感到鼓舞的是，即使在長期的免疫攻擊之後，神經元似乎仍能保持一定的修復能力。

“我們希望調節這些患者鼻子內的異常免疫反應或修復過程可以幫助至少部分恢復嗅覺，”Goldstein 說，並指出他的實驗室目前正在進行這項工作。

他說，這項研究的結果還可以為其他可能正在經歷類似發炎過程的長新冠症狀的進一步研究提供資訊。

除了 Goldstein 和 Datta，研究作者還包括 John B. Finlay、David H. Brann、Ralph Abi-Hachem、David W. Jang、Allison D. Oliva、Tiffany Ko、Rupali Gupta、Sebastian A. Wellford、E. Ashley Moseman 、Sophie S. Jang、Carol H. Yan、Hiroaki Matusnami 和 Tatsuya Tsukahara。

該研究得到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DC018371、DC016859、AG074324、DC019956) 和杜克大學頭頸外科與溝通科學系的資金支持。

參考文獻:

1. John B. Finlay, David H. Brann, Ralph Abi Hachem, David W. Jang, Allison D. Oliva, Tiffany Ko, Rupali Gupta, Sebastian A. Wellford, E. Ashley Moseman, Sophie S. Jang, Carol H. Yan, Hiroaki Matsunami, Tatsuya Tsukahara, Sandeep Robert Datta, Bradley J. Goldstein. Persistent post–COVID-19 smell loss is associated with immune cell infiltration and altered gene expression in olfactory epithelium.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2; 14 (676) DOI: 10.1126/scitranslmed.add0484

在同類研究中的第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報告睡眠困難的人平均更有可能出現心臟代謝健康狀況不佳的指標——發炎標誌物、膽固醇和體重——這些指標可能導致 2 型糖尿病。

在澳大利亞，將近一百萬成年人患有 2 型糖尿病。在全球範圍內，2 型糖尿病影響超過 4.22 億人。

UniSA 研究員 Lisa Matricciani 博士說，睡眠的不同方面與糖尿病的危險因素有關。

“每個人都知道睡眠很重要。但是當我們考慮睡眠時，我們主要關注的是我們睡了多少小時，同時我們還應該從整體上看待我們的睡眠體驗，”Matricciani 博士說。

“我們睡得有多深、什麼時候睡覺和起床，以及我們的睡眠習慣有多規律，可能與睡眠時間一樣重要。”

“在這項研究中，我們檢查了睡眠的不同方面與糖尿病危險因素之間的關聯，並發現睡眠困難的人與罹患 2 型糖尿病風險的人之間存在聯繫。”

該研究評估了 1000 多名澳大利亞成年人*，中位年齡為 44.8 歲。研究人員檢查了一系列睡眠特徵：自我報告的睡眠問題、持續時間、時間、效率和日常睡眠時長變化。

“報告睡眠困難的人也更有可能擁有更高的體重指數，以及膽固醇和發炎的血液標誌物，”Matricciani 博士說。

“當涉及到緊要關頭時，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優先考慮睡眠以幫助保持身體健康。需要進行更多研究，但正如這項研究證實的那樣，重要的是要將睡眠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而不僅僅是一個方面。 “

補充:

• *大多數參與者 (87%) 是母親。
• 大約一半的參與者（48%）報告說他們從未有過睡眠問題。

鄭醫師補充:

簡單來說，失眠，導致身體過多壓力，發炎及代謝問題隨之而來。睡好睡飽睡對時間對預防保健很重要。

參考文獻:

1. Lisa Matricciani, Catherine Paquet, Dorothea Dumuid, Kurt Lushington, Tim Olds. Multidimensional Sleep and Cardiometabolic Risk Factors for Type 2 Diabetes: Examining Self-Report and Objective Dimensions of Sleep. The Science of Diabetes Self-Management and Care, 2022; 48 (6): 533 DOI: 10.1177/26350106221137896

憂鬱症是全世界功能性殘疾的主要原因。最常見的治療方法是抗憂鬱藥或心理治療。許多患者需要數月或數年的護理，但儘管進行了兩次實施良好的治療嘗試，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患者從未康復。他們患有通常所說的難治型憂鬱症。   

卡羅林斯卡學院和精神病學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現在已經在個人和社會層面研究了斯德哥爾摩地區治療抵抗性(對治療反應不佳)憂鬱症的影響，這在以前沒有進行過同樣程度的研究。  

在斯德哥爾摩附近檢查病人

在基於人口的觀察研究中，研究人員使用了多個來源的數據，包括斯德哥爾摩地區的行政醫療保健數據庫和瑞典社會保險局。該研究包括斯德哥爾摩地區超過 145,000 名憂鬱症患者。   

研究人員在 2012 年至 2017 年期間確定了這些患者的 158,000 次憂鬱發作，其中超過 12,000 次具有抗藥性，研究人員能夠得出許多關於抗藥性憂鬱症患者特徵的結論。   

“我們發現，與對治療有反應的憂鬱症患者相比，治療阻抗組使用的門診資源是兩倍，病假是兩倍，住院天數是其三倍，死亡率高 23%，”北斯德哥爾摩精神病學診所臨床神經科學系精神病學兼職教授兼情緒障礙科主任 Johan Lundberg 說。   

他們還發現，在難治型憂鬱症患者中，焦慮症、失眠症、藥物濫用症和自殘症等其他精神疾病的合併症增加。  

憂鬱症的嚴重程度是一個重要的預測指標

研究人員發現，在第一次憂鬱症診斷時就可以預測罹患難治型憂鬱症的風險。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預後因素是自評憂鬱症的嚴重程度。 

Johan Lundberg 教授說：“我們將受益於識別出有罹患難治型憂鬱症風險的患者，因為它會給個人帶來很大的痛苦，並且是整個社會的負擔。” 

難治型憂鬱症患者接受兩次治療嘗試平均需要一年半的時間，這比評估憂鬱症治療效果的建議時間長了幾個月。Lundberg 教授說，更頻繁地更換無效的治療方法可能對這個患者群體有很大幫助。 

“我們談論的是一個有大量醫療保健消耗的患者群體，可以透過增加症狀嚴重程度評定量表的使用比今天更早地識別出來。根據研究結果，如果他們的醫師能夠改善他們的護理和治療，更快速地更換無效治療，更頻繁地使用推薦用於治療難治性憂鬱症的治療方法，例如鋰鹽，而非標準治療的建議，可能更能幫助”Lundberg 教授說。   

鄭醫師補充:

熟知分子矯正療法的醫師，會理解在憂鬱症患者中，有15-20%的人，對抗憂鬱劑治療反應並不好，在臨床上，很容易被歸類為難治型憂鬱症患者，藥物治療方向，往往是疊床架屋，抗憂鬱症無效，就再加上抗精神病藥物以及情緒穩定劑等等，導致患者必須承受無效的治療及藥物副作用的時程拉長，甚至看不到治療改善的希望。

然而這些患者如果透過甲基化的血液檢測，往往就能確認是甲基化偏高之體質，(反之，典型憂鬱症患者，體質屬於甲基化偏低，易對抗憂鬱劑治療有反應)這類患者，在營養補充建議上，葉酸、維生素B3、B6、C、鋅及一些幫助降低發炎的營養來源就能有效降低甲基化，進而改善憂鬱症狀嚴重程度。此外，甲基化偏高患者，必要時，鋰鹽也是可以幫助甲基化的降低，緩解憂鬱，因此，這篇研究報導的後段提到鋰鹽可能作為難治型憂鬱症緩者的治療選項，關鍵在此。

參考文獻:

1. Johan Lundberg, Thomas Cars, Sven-Åke Lööv, Jonas Söderling, Johan Sundström, Jari Tiihonen, Amy Leval, Anna Gannedahl, Carl Björkholm, Mikael Själin, Clara Hellner. Association of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With Patient Outcomes and Health Care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a Population-Wide Study. JAMA Psychiatry, 2022; DOI: 10.1001/jamapsychiatry.2022.3860

“這是第一項證明高劑量他汀類藥物與小鼠骨質疏鬆症之間存在聯繫的研究，”CSH 數據分析團隊負責人、發表在《生物醫學與藥物療法》期刊上的該研究的作者之一彼得·克里梅克 (Peter Klimek) 說。“這更有可能發生在人類身上，除了之前對人口數據的橫斷面研究之外，”Klimek 補充道。

“我們新研究的結果證實並證明了我們之前在 2019 年對奧地利人口進行的分析。在這兩項調查中，我們發現高劑量的他汀類藥物可能會增加患骨質疏鬆症的風險，”來自 MedUni 的邁克爾·洛伊特納 (Michael Leutner) 和第一作者說的研究。“現在，透過動物實驗，我們證明了因果關係。”

它是如何開始的

Leutner 表示，2019 年發表的論文為這項新研究奠定了基礎。這是第一次顯示降膽固醇藥物與骨質疏鬆症診斷之間存在劑量依賴關係。研究小組發現，高劑量的他汀類藥物可能會增加骨損傷的風險，但也發現了一種保護作用，低劑量的他汀類藥物可能會有保護作用。當時，搜索了超過 790 万奧地利人的健康數據庫，發現了 353,502 名他汀類藥物使用者。其中，11,701 人被診斷為骨質疏鬆症。

在這項新研究中，該團隊試圖更好地理解觀察數據，並提供更多證據證明該機制在動物和人類中的作用。“作為第一份出版物的結果，我們從一個轉化項目開始，其中包括（一項正在進行的）臨床研究，以及小鼠模型的基礎科學和大數據分析，”Leutner 和 Alexandra Kautzky-Willer 解釋說，來自MedUni 和該論文的最後一位作者。

進展如何

這一次，科學家們將小鼠實驗與奧地利人口的大數據分析相結合。“我們的目標是研究小鼠持續和長期接觸高劑量他汀類藥物是否會像在人類身上觀察到的那樣對骨骼產生同樣的有害影響，”Leutner 說。

在動物試驗中總共使用了 39 隻雄性和 32 隻雌性小鼠（透過手術切除了卵巢）。囓齒動物被分為兩組：一組服用高劑量他汀類藥物，另一組則沒有。

在該項目的大數據部分，Klimek 和他的同事查看了 2019 年研究中使用的超過 790 万奧地利人的同一個健康數據庫。根據 Klimek 的說法，他們正在尋找一組與實驗中使用的小鼠組最具可比較性的人。科學家們發現 138,666 名男性和 155,055 名停經後女性接受了至少一年的高劑量他汀類藥物治療。他們將他們與未服用降膽固醇藥物的 415,998 名男性和 465,165 名女性進行了比較。

結果

使用 3D 詳細成像技術檢查小鼠的骨骼質量，發現長期高劑量他汀類藥物治療對雄性和切除卵巢的雌性小鼠的骨骼都有不利影響。骨骼的不同部位和特徵，例如體積和厚度，都受到降膽固醇藥物的影響。在雄性小鼠中，股骨小梁（ trabecular femur ，也就是the spongy and porous bone海綿狀多孔骨）的骨量減少了 42%，而在雌性小鼠中，骨量減少了 34%。

在大數據分析中，Klimek 和他的同事發現，服用高劑量他汀類藥物的人患骨質疏鬆症的可能性要高出四到六倍。“結果與小鼠數據和我們之前 2019 年的分析一致，”Klimek 說。

對治療的潛在影響

Klimek 和 Leutner 認為，這項新研究提供的證據證實，高劑量的他汀類藥物是最常用的降低膽固醇濃度的處方藥之一，可能會對骨質代謝造成嚴重的副作用，並對未來的治療產生影響。“我們的結果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人們對骨質疏鬆症的擔憂，認為這是高劑量他汀類藥物的潛在副作用，並呼籲監測此類患者的骨質代謝，”該論文的作者敦促道。

“作為醫學檢查的結果，應該評估是否應該更早地開始針對骨質疏鬆症的特定治療，而不是大劑量他汀類藥物治療，特別是在骨質疏鬆症的高危人群中。鈣和維生素 D 濃度也應該定期監測接受高劑量他汀類藥物治療的患者，”Leutner 補充道。

當務之急

根據 Leutner 和 Kautzky-Willer 的說法，高膽固醇濃度的治療應該是重中之重，因為高膽固醇濃度與心血管疾病密切相關，因此與死亡率密切相關。

“然而，除了他汀類藥物（如 PCSK-9 抑製劑——治療高膽固醇濃度的更新且最有效的藥物，已證實具有心血管益處）之外，是否有新的降膽固醇藥物對骨代謝有更好的影響，還有待證明在人類中。如果是這樣，治療應該因人而異，特別是對於骨質疏鬆症的高危人群，如停經後婦女，”他們建議。

“根據我們的結果，醫生還應該監測高劑量他汀類藥物患者的骨質代謝，並在必要時對個別病例開始額外的骨保護治療”

便宜、簡單、快速

此外，Klimek 指出，這些論文證明了採用轉化和多學科方法進行生物醫學研究的重要性。“從大數據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結果發現，有可能發現一些最常用藥物的新副作用的具體科學。由於已經收集了數據，我們可以輕鬆且廉價地做到這一點。數據分析可以在幾週內完成，而動物實驗和臨床試驗可能需要長達數年的時間。”

“在進行昂貴的實驗之前，你可能想嘗試使用大數據重現研究——並且不對人類進行任何干預，”Klimek 建議。

參考文獻:

1. Michael Leutner, Maria Butylina, Caspar Matzhold, Peter Klimek, Carina Cuhaj, Luise Bellach, Sabina Baumgartner-Parzer, Birgit Reiter, Karin Preindl, Alexander Kautzky, Thomas Stimpfl, Stefan Thurner, Peter Pietschmann, Clemens Fürnsinn, Alexandra Kautzky-Willer. Simvastatin therapy in higher dosages deteriorates bone quality: Consistent evidence from population-wide patient data and interventional mouse studies. Biomedicine & Pharmacotherapy, 2023; 158: 114089 DOI: 10.1016/j.biopha.2022.114089

高危險群中有在懷孕期間罹患糖尿病的婦女，俗稱妊娠糖尿病。與一般健康女性人群相比，這些女性罹患 2 型糖尿病的風險可能高出十倍。

目前已知的研究發現，每天喝兩到五杯含咖啡因或不含咖啡因的咖啡，而不是人工加糖飲料，可能是延緩發病或預防 2 型糖尿病的更健康替代品。

這可能是由於咖啡中的生物活性成分，例如多酚，它們是天然存在的植物微量營養素。生物活性成分是在植物和某些食物（如水果、蔬菜、堅果、油和全穀物）中發現的少量化學物質，可以促進身體健康。

這種常見且流行的飲料似乎可以降低普通人群罹患 2 型糖尿病的風險。然而，它是否對患有妊娠糖尿病的女性也有益仍然未知。

為了對此進行調查，亞洲女性健康全球中心 (GloW) 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 (NUS Medicine) 楊潞齡醫學院婦產科教授張翠琳教授與她Glow 的團隊與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合作，針對複雜性的妊娠後以及過去有妊娠糖尿病既往史的女性以咖啡飲用做研究去比較隨後罹患 2 型糖尿病的風險。

該團隊透過用咖啡代替常用的含糖飲料，進一步檢查了 2 型糖尿病患者喝咖啡的情況。這項研究的結果“有妊娠糖尿病史的個體習慣性喝咖啡和隨後罹患 2 型糖尿病的風險——一項前瞻性研究”最近發表在美國臨床營養學期刊上。

在他們的研究中，研究人員追踪了 4,500 多名有妊娠糖尿病病史的白人女性參與者超過 25 年，並​​檢查了長期飲用咖啡與隨後罹患 2 型糖尿病風險的關聯。

研究發現，女性懷孕後飲用含咖啡因的咖啡與罹患 2 型糖尿病的風險呈線性負相關。與完全不喝含咖啡因咖啡的人相比，每天喝 1 杯或更少、2 至 3 杯和 4 杯及更多含咖啡因咖啡的人患 2 型糖尿病的風險降低了 10%，17 % 和 53%。

有趣的是，在他們的研究中，低咖啡因的咖啡與患 2 型糖尿病的風險無關。然而，這一無效發現可能是由於飲用低咖啡因咖啡的女性人數相對較少，因此該研究無法檢測到顯著關聯。

更重要的是，用含咖啡因的咖啡加人工加糖和加糖飲料也能降低風險，一杯代糖咖啡飲料降低 10%，一杯含糖咖啡飲料降低 17%。

“到目前為止，總體研究結果製繩，如果飲用得當（每天兩到五杯，不含糖和全脂/高脂乳製品），對某些人來說含咖啡因的咖啡可以融入相對健康的生活方式，”指出張教授。

“包括亞洲人在內的不同人群一直認為咖啡的有益作用。咖啡在新加坡是一種流行的飲料選擇，但當地的咖啡飲用文化和行為可能因人而異，例如沖泡方法、飲用頻率和所含的其他調味品在咖啡中。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來檢驗咖啡攝取在當地環境中對主要健康結果的作用，”張教授總結道。

除了張教授的觀點，該研究的第一作者、GloW 和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婦產科博士後研究員 Jiaxi Yang 博士說：“儘管咖啡可能是一種更健康的甜味飲料替代品，咖啡對健康的益處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您在咖啡中添加的調味品（如糖和牛奶）的類型和數量。” 楊博士目前領導著 Glow 的營養與生活方式研究組。

但是，當咖啡攝取過量時應引起注意。還需要強調的是，某些人群喝咖啡要慎重。關於咖啡對懷孕、胎兒和兒童的影響知之甚少。

 參考文獻:

1. Jiaxi Yang, Deirdre K Tobias, Shanshan Li, Shilpa N Bhupathiraju, Sylvia H Ley, Stefanie N Hinkle, Frank Qian, Zhangling Chen, Yeyi Zhu, Wei Bao, Jorge E Chavarro, Frank B Hu, Cuilin Zhang. Habitual coffee consumption and subsequent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in individuals with a history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 a prospective stud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22; DOI: 10.1093/ajcn/nqac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