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 30 年來，與使用抗精神病藥物相關的心臟病風險一直備受關注。

由於致死性室性心律不整的風險高得令人無法接受，這些藥物先前要麼被撤出市場，要麼被限制使用。

然而，藥物引起的心律不整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臨床問題，因為有些藥物會增加 SCD 的風險，但由於滿足重要的臨床需求並且沒有更安全的替代品，因此仍留在市場上。

澳洲新南威爾斯州達令赫斯特 Victor Chang 心臟研究所的 Jamie Vandenberg 教授（博士、MBBS、FHRS）是該研究的社論合著者，他解釋說：「在美國市場上的 41 種藥物中，被在列為已知有心律不整風險的藥物中，有五種是抗精神病藥物，這是治療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和精神病的主要藥物。使用抗精神病藥物會使心因性猝死的風險增加約兩倍。如果我們不能消除這種風險，那麼至少，我們需要通過識別那些風險最高的患者並更密切地管理他們來最大程度地降低風險。”

研究的首席研究員、台灣桃園市林口醫學中心長庚醫院內科心血管科張尚洪博士補充道：「使用抗精神病藥物喹硫平和氟哌啶醇來治療精神障礙很普遍。為了提高病人安全並優化接受這些藥物治療的個人的管理，我們調查了嚴重QT 延長的發生率、危險因素和臨床結果，為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患者和護理人員提供寶貴的見解」。

該研究涉及對台灣一家醫療保健提供者接受喹硫平或氟哌啶醇治療的大量患者的電子病歷進行回顧性分析。

研究人員評估了這些患者嚴重 QT 延長（即心室性心律不整和心因性猝死）的發生率、危險因子和臨床相關性。

研究最顯著的結果是，超過10%的患者在追蹤期間出現嚴重QT間期延長，且發生嚴重QT間期延長的喹硫平或氟哌啶醇使用者發生室性心律不整和心因性猝死的風險增加。

台灣桃園林口醫學中心長庚醫院內科心血管科的合著者王春麗醫學博士表示，研究結果強調了密切監測接受這些藥物的患者並實施適當風險的重要性確保患者安全的緩解策略。

“臨床醫生應該意識到與使用喹硫平相關的潛在風險，特別是嚴重 QT 延長及其相關後果的風險，包括室性心律不整和心因性猝死。”

范登伯格教授評論道：「在開始使用抗精神病藥物之前和之後進行心電圖檢查是謹慎的做法。如果可以的話，可以停止導致QT 延長的藥物並嘗試另一種抗精神病藥物。但如果這不切實際，應特別注意減少其他危險因素，如服用其他可能加劇QT間期延長的藥物，並留意低鉀血症。”

鄭醫師補充:

這兩種抗精神病藥物，喹硫平(quetiapine，原廠商品名:思樂康)和氟哌啶醇(haloperidolis，原廠商品名:好度)，前者為新一代藥物，後者為傳統抗精神病藥物，都是精神科門診常用藥物，已經在服用抗精神病藥物的患者，萬一出現胸痛不適、喘氣或是其他心臟相關不適症狀，務必透過心臟科專科醫師評估，安排詳細相關身體檢查，同時和開藥的精神科醫師討論換藥的可能性及藥物轉換服用方式（不可驟然停藥，以免產生戒斷風險），有效降低因服用抗精神病藥物引發的心因性猝死的風險。

參考文獻:

1. Chun-Li Wang, Victor Chien-Chia Wu, Cheng Hung Lee, Chia-Ling Wu, Hui-Ming Chen, Yu-Tung Huang, Shang-Hung Chang. Incidences, risk factors, and clinical correlates of severe QT prolongation after the use of quetiapine or haloperidol. Heart Rhythm, 2024; DOI: 10.1016/j.hrthm.2023.10.027
2. Clifford TeBay, Jamie I. Vandenberg. The real-world incidence of severe QT prolongation in patients taking antipsychotic drugs. Heart Rhythm, 2024; DOI: 10.1016/j.hrthm.2023.11.012

根據 NHS 的數據，2021/22 年英格蘭有超過 830 萬患者接受了抗抑鬱藥治療。一類廣泛使用的抗憂鬱劑是選擇性血清素在回收抑制劑 (SSRIs)，尤其是對於持續性或嚴重病例。這些藥物以血清素為目標，血清素是一種在大腦神經細胞之間傳遞訊號的化學物質，被稱為“愉悅化學物質”。

SSRIs 廣泛報導的副作用之一是“變鈍”，患者報告感覺情緒沉悶，不再像以前那樣找到令人愉快的事情。據信，40-60% 服用 SSRI 的患者會出現這種副作用。

迄今為止，大多數關於 SSRIs 的研究只檢查了它們的短期使用，但是，對於憂鬱症的臨床使用，這些藥物是長期服用的，服用時間更長。由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領導的一個團隊與哥本哈根大學合作，試圖通過招募健康的志願者和服用艾司西酞普蘭來解決這個問題，艾司西酞普蘭(escitalopram)是一種已知耐受性最好的 SSRI，持續數週時間並評估其影響該藥物對他們在一系列認知測試中的表現的影響。

總共有 66 名志願者參加了實驗，其中 32 人服用艾司西酞普蘭，另外 34 人服用安慰劑。志願者服用藥物或安慰劑至少 21 天，完成一套全面的自我報告問卷，並接受一系列測試以評估認知功能，包括學習、抑制、執行功能、強化行為和決策。

該研究的結果發表在Neuropsychopharmacology上。

 當涉及到“冷”認知——例如注意力和記憶力時，該團隊沒有發現顯著的群體差異。大多數“熱”認知測試沒有差異——涉及我們情緒的認知功能。

然而，關鍵的新發現是，與安慰劑組相比，艾司西酞普蘭組在兩項任務上的強化敏感性降低了。強化學習是我們從我們的行為和環境的反饋中學習的方式。

為了評估強化敏感性，研究人員使用了“概率逆轉測試”。在這個任務中，參與者通常會看到兩種刺激，A 和 B。如果他們選擇 A，那麼五次中有四次，他們會得到獎勵；如果他們選擇 B，他們將只獲得五分之一的獎勵。志願者不會被告知這條規則，但必須自己學習，並且在實驗的某個時刻，概率會發生變化，參與者需要學習新規則。

該團隊發現，與服用安慰劑的參與者相比，服用艾司西酞普蘭的參與者不太可能使用正面和負面反饋來指導他們學習任務。這說明藥物影響了他們對獎賞的敏感性以及他們做出相應反應的能力。

這一發現也可以解釋該團隊在自我報告的問卷中發現的一個差異，即服用艾司西酞普蘭的志願者在發生性行為時更難達到性高潮，這是患者經常報告的一種副作用。

劍橋大學精神病學系資深作者、克萊爾霍爾研究員 Barbara Sahakian 教授說：“情緒遲鈍是 SSRI 抗憂鬱劑的常見副作用。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部分是它們的作用方式——他們帶走了憂鬱症患者感受到的一些情緒痛苦，但不幸的是，他們似乎也帶走了一些快樂。從我們的研究中，我們現在可以看出，這是因為他們對獎勵提供重要的反饋變得不那麼敏感了。”

參考文獻:

1. Christelle Langley, Sophia Armand, Qiang Luo, George Savulich, Tina Segerberg, Anna Søndergaard, Elisabeth B. Pedersen, Nanna Svart, Oliver Overgaard-Hansen, Annette Johansen, Camilla Borgsted, Rudolf N. Cardinal, Trevor W. Robbins, Dea S. Stenbæk, Gitte M. Knudsen, Barbara J. Sahakian. Chronic escitalopram in healthy volunteers has specific effects on reinforcement sensitivity: a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semi-randomised study.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2023; DOI: 10.1038/s41386-022-01523-x

這一發現促使南澳大利亞大學 (UniSA) 的研究人員呼籲老年患者在手術前暫時停止使用這些藥物或改用更安全的替代品。

在國際期刊《藥物安全》(Drug Safety)上發表的一項研究中，南澳大學的科學家回顧了 10,456 名在過去 20 年中接受過膝關節或髖關節手術的 65 歲及以上患者的數據。其中四分之一（2614 人）在手術後經歷過精神錯亂。

除了硝西泮和抗憂鬱藥，其他五種藥物——通常用於治療焦慮、癲癇和失眠——也與譫妄有關，儘管程度不同。它們包括舍曲林(sertraline，抗憂鬱劑，大雞熟知的樂復得)、米氮平(mirtazapine，抗憂鬱季)、文拉法辛( venlafaxine，抗憂鬱劑，大家熟知的速悅)、西酞普蘭(citalopram ，抗憂鬱劑)和氟伏沙明(fluvoxamine，抗憂鬱劑，大家熟知的百憂解)。

首席研究員 Gizat Kassie 博士說，鎮痛鴉片類藥物與精神錯亂之間沒有聯繫。

“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在手術後引起譫妄方面，不同類別的藥物比其他藥物的風險更大，而且患者年齡越大，風險就越大，”他說。

吸煙、酗酒、多種健康狀況、多種藥物（服用五種或更多藥物）、精神藥物和認知障礙也會使人們處於危險之中。

“其中許多因素無法改變，但我們可以在藥物方面做些事情，”卡西博士說。

譫妄影響高達 55% 的接受髖關節手術的老年患者，並且與死亡風險增加、住院時間延長和認知能力下降有關。

一項較早的研究發現，與未受影響的患者相比，髖關節手術後發生譫妄的老年人在一年內的死亡率高 10%。

UniSA 的研究是第一個調查特定藥物與手術後癡呆症之間聯繫的研究。之前的研究範圍更廣，考慮了一系列使老年患者易患譫妄的因素。

研究人員希望可以將基於證據的建議實施到臨床實踐中，以便確定藥物類型的譫妄風險。

“對於接受擇期手術的人來說，提前逐漸減少特定藥物的使用應該是切實可行的。重要的是人們在手術前就停止使用這些風險較高的藥物，因為突然停藥會產生更糟糕的後果(戒斷反應)，”Kassie 博士說。

參考文獻:

1. Gizat M. Kassie, Elizabeth E. Roughead, Tuan A. Nguyen, Nicole L. Pratt, Lisa M. Kalisch Ellett. The Risk of Preoperative Central Nervous System-Acting Medications on Delirium Following Hip or Knee Surgery: A Matched Case-Control Study. Drug Safety, 2021; DOI: 10.1007/s40264-021-01136-1

眾所周知，憂鬱症對患者的健康相關生活品質（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簡稱HRQoL）有顯著影響。雖然有部分研究支持抗憂鬱藥物對治療憂鬱症的療效，但這些藥物對患者整體幸福感和 HRQoL 的影響仍存在爭議。

在這項新研究中，研究人員使用了 2005-2015 年美國醫療支出小組調查 (MEPS) 的數據，這是一項追踪美國人使用的醫療服務的大型長期研究。在 MEPS 文件中挑出被確診為憂鬱症的人。在研究期間，平均每年有 1747 萬成年患者被診斷出罹患有憂鬱症，並進行了兩年的追蹤，其中 57.6% 的患者接受了抗憂鬱藥物治療。

使用抗憂鬱劑族群與 SF-12 心理成分的一些改善有關——該調查追踪與健康相關的生活品質。然而，當將這一正向改變與被診斷患有憂鬱症但未服用抗憂鬱藥的族群的變化進行比較時，服用抗憂鬱劑組的生理 (p=0.9595) 或心理 (p=0.6405 ) SF-12 的組成部分並無統計數字上顯著的差異。換句話說，兩年內服用抗憂鬱藥的人生活品質的變化與不服用藥物的人沒有顯著差異。

該研究無法單獨分析任何亞型或不同嚴重程度的憂鬱症。作者說，未來的研究應該調查與抗憂鬱劑聯合使用的非藥物憂鬱干預措施的使用。

作者補充說：“雖然一般會建議我們的憂鬱症患者繼續使用他們的抗憂鬱藥物，但需要長期研究評估藥物和非藥物干預對這些患者生活質品量實際影響。儘管如此，認知和行為干預對憂鬱症長期管理的作用需要進一步評估，以努力改善對這些患者的最終護理目標；提高他們的整體生活品質。”

參考文獻:

1. Omar A. Almohammed, Abdulaziz A. Alsalem, Abdullah A. Almangour, Lama H. Alotaibi, Majed S. Al Yami, Leanne Lai. Antidepressants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 for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cal expenditure panel surve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PLOS ONE, 2022; 17 (4): e0265928 DOI: 10.1371/journal.pone.0265928

在 2000 年至 2018 年間死於過量服用這些藥物的人中，超過 67% 的人體內也含有鴉片類藥物，這證實使用一種以上的物質是常態。

“這些藥物類別是作為鴉片類藥物和苯二氮卓類藥物的危險性較低的替代品引入的，即使沒有指南或數據來支持這種看法並導致處方增加，醫生和患者也認為它們應該提高安全性，並導致處方增加，”醫學博士 Silvia Martins 說博士，哥倫比亞梅爾曼學院流行病學教授，資深作者。“被批准用於失眠症的短期治療，當它們被引入市場時被吹捧為流行的苯二氮卓類藥物的安全替代品，因為它們不太容易被濫用或依賴。然而，最近的證據發現，這種替代品也可能與打算被替換的藥品一樣有害。我們認為進一步探索尤其是確定它們共同使用的危險性至關重要。

研究人員利用國家衛生統計中心的數據計算了 2000 年至 2018 年間每年每 10 萬人的過量死亡率。

在 2000 年至 2018 年期間，有 788,135 人死於藥物過量代碼作為根本死因。其中，587,884 人的多種死因中涉及的藥物有任何 T 或特定代碼。反過來，其中 21,167 人有 T42.6/T42.7 ICD 代碼，其中包括加巴噴丁和 z 藥物，是他們的多種死亡原因。

在 2000 年至 2018 年期間，與 T 代碼為 T42.6/T42.7 ICD 的過量服藥相比，有更多的故意過量服藥和更大比例的女性、更大比例的白人和具有較高教育背景的人死於服藥過量。總體過量的傷亡人數。

除了為避免或替代苯二氮卓類藥物和阿片類藥物而開處方外，加巴噴丁類藥物通常用於治療焦慮和失眠等病症。“加巴噴丁處方的增加大致伴隨著z-藥物和加巴噴丁類藥物在過量死亡中的參與，這證實它們可能在這些死亡中發揮作用。文獻還發現，加巴噴丁與包括酒精在內的其他物質共同使用會增加死亡人數， ”馬丁斯指出。

處方鴉片類藥物和苯二氮卓類藥物是美國與藥物相關的急診科就診和藥物過量死亡中最常見的藥物類別。當過量服用時，苯二氮卓類藥物和處方鴉片類藥物都會促進呼吸衰竭。

儘管引入 z 藥物和加巴噴丁類藥物目的在替代苯二氮卓類藥物和鴉片類藥物作為治療失眠和疼痛的更安全替代品，但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服用此藥物的人也經常攝取預期的替代品，這是一種危險且往往致命的做法，根據研究人員。

聖保羅聯邦大學和多倫多成癮和心理健康的 Vitor Tardelli 說：“好消息是，在廣泛使用鴉片類藥物造成災難性後果後，臨床醫生對鴉片類藥物的風險有了一些認識，並且處方在過去 10 年中顯著減少。”。“藥物監測計劃已經成功實施，以減少苯二氮卓類藥物的處方。” 然而，他也指出，不幸的是，非法市場作為苯二氮卓類藥物的來源越來越重要——通常效力不明確。

“鴉片類藥物和苯二氮卓類藥物過量同時死亡的比率令人吃驚，加巴噴丁類藥物和 z-藥物的參與證實它們可能會增加苯二氮卓類藥物和鴉片類藥物的非醫療使用者的風險，而不是降低風險。因此，加巴噴丁類藥物和 z-藥物應始終應謹慎開處方，並密切監測患者，”Tardelli 觀察到。

“臨床醫生和一線臨床醫生應該在開這些藥物之前全面了解潛在的危險行為，並教育他們的患者加巴噴丁類藥物和 z-藥物與鴉片類藥物、酒精和其他鎮靜藥物之間的潛在相互作用，”馬丁斯說。

鄭醫師補充:

過去，非苯二氮卓類安眠藥/z-藥物(史蒂諾斯或宜眠安類的非傳統安眠藥物)一項被視為傳統安眠藥物的安全替代藥物，即使過量，也不太容易出現死亡風險，但這篇研究提醒大家，合併新一代抗癲癇藥物加巴噴丁類( gabapentinoids)，萬一出現藥物過量，隨之而來死亡風險卻是明顯增加，打破了新一代藥物代表安全的迷思。在失眠或是一些物質濫用患者的處方，非苯二氮卓類安眠藥/z-藥物(史蒂諾斯或宜眠安類的非傳統安眠藥物)和抗癲癇加巴噴丁類( gabapentinoids)藥物處方合併開立在精神科臨床處方中並不少見，但鮮有研究告知專業人員相關的後果及風險，這篇研究是很重要的研究統計結果，值得臨床專業人員的正視。並在臨床處方上應更斟酌相關藥物的合併開立，當然對患者的用藥衛教也要同時加強。

參考文獻:

1. Vitor S. Tardelli, Marina C.M. Bianco, Rashmika Prakash, Luis E. Segura, João M. Castaldelli-Maia, Thiago M. Fidalgo, Silvia S. Martins. Overdose deaths involving non-BZD hypnotic/sedatives in the USA: Trends analyses. 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 - Americas, 2022; 100190 DOI: 10.1016/j.lana.2022.100190

今天發表在PLOS Medicine 雜誌上的一項新評論和薈萃分析發現，對新抗憂鬱藥進行臨床試驗的製藥公司增加了對具有負面結果的臨床試驗的披露，也就是說，未能證明該藥物比安慰劑更有效。

俄勒岡健康與科學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副教授、醫學博士埃里克·特納 (Erick Turner) 說：“正面試驗報告總是確實地發表，但陰性試驗結果(無法證實比安慰劑更具療效)雖然很常見，但長期以來一直被掩蓋。”

2008 年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上的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這項新研究是對 OHSU(Oregon Health & Science University) 和世界各地研究人員進行的 2008 年研究的更新，顯示了更透明地報告陰性試驗結果的趨勢。

研究證實，自 2008 年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牛津大學精神病學教授、醫學博士、醫學博士 Andrea Cipriani 說。

“如今，人們對科學文獻中的報告偏見有了更大的認識 - 不僅在精神病學中，而且在所有醫學領域 - 並且發生了文化變化：曾經的標準做法不再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Cipriani 說。“已經實施了許多政策變化，這些變化在提高透明度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我們還沒有完全的透明度。研究人員、患者和臨床醫生不應該天真地接受已發表的研究結果的表面價值。”

該研究確定了 2008 年至 2013 年間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的四種抗憂鬱藥的 30 項臨床試驗。根據 FDA 的記錄，這些試驗中有一半 (15) 結果為陰性。其中，有八個未發表或在科學文獻中被扭曲為陽性。其餘七項——47% 的陰性試驗——被如實地報告為陰性。正如 2008 年的研究發現的那樣，雖然遠非 100%，但這比抗憂鬱藥 11% 的數字仍有所改善。

認識到並非所有藥物試驗結果都只是正面或陰性，研究人員還使用薈萃分析來評估藥物相對於安慰劑的相對有效性，並發現在科學文獻中，新藥比舊藥更準確地被提出報告。

該研究的重點是抗憂鬱藥，但特納指出，這些發現可以更廣泛地適用於其他藥物類別，並且最近的其他研究也發現增加透明度的趨勢。

儘管新發現令人鼓舞，但它們仍然暗示了醫學的一個根本缺陷：依賴科學文獻中選擇性報告的研究，而不是向 FDA 報告的臨床試驗的未經修飾的結果。

“醫生根據製藥公司選擇發布的內容開藥，這可以是完整故事的精選版本，”特納說。“透過隱藏陰性試驗結果並有選擇地只發布正面結果，藥物看起來會比實際更有效。醫生需要了解所有試驗結果——正面和陰性——這樣他們在開藥時就可以充分為他們的病人了解情況。

“幸運的是，我們看到了進展，”他說。“陰性研究結果，曾經是一個骯髒的小秘密，現在越來越多地被承認。不透明的黑暗時代似乎漸漸隱沒在後視鏡中，但如果我們要看到完全透明，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鄭醫師補充:

在醫學研討會中，新藥試驗主持的專家或是醫師，常不經意地提到新藥和安慰劑的臨床解盲比對結果，並無明顯差距，但顯然大眾甚至包含專業人員經常被蒙在鼓裡，這篇報導振聾發聵地提醒，可惜的是鮮少人願意面對或了解背後潛藏的風險及醫療市場的操作考量何在，殊為可惜。願後續關於新藥的研究報告結果能更全面及平衡的完整提出，減少對新藥療效誤解甚至降低遺憾。

參考文獻:

 Erick H. Turner, Andrea Cipriani, Toshi A. Furukawa, Georgia Salanti, Ymkje Anna de Vries. Selective publication of antidepressant trials and its influence on apparent efficacy: Updated comparisons and meta-analyses of newer versus older trials. PLOS Medicine, 2022; 19 (1): e1003886 DOI: 10.1371/journal.pmed.1003886

這項由普利茅斯大學領導並發表在《柳葉刀》上的研究發現，抗憂鬱藥米氮平對失智症患者的躁動沒有改善——與完全不干預相比，它可能還會提高死亡率。

躁動是失智症的常見症狀，其特徵是不適當的言語、聲音或運動活動，並且經常涉及身體和言語攻擊。非藥物以患者為中心的護理是應該提供的第一個干預措施，但當這不起作用時，臨床醫生可能會轉向藥物的替代方案。抗精神病藥已被證明會增加失智症患者的死亡率，以及其他不良後果，因此米氮平已成為常規處方。本研究旨在增加其有效性的證據基礎。

該研究由國家健康研究所 (NIHR) 資助，從英國各地的 20 個地點招募了 204 名可能或可能患有阿茲海默症的人，其中一半分配給米氮平，一半分配給安慰劑。試驗是雙盲的；這意味著研究人員和研究參與者都不知道他們在服用什麼。

結果顯示，米氮平組12週後的躁動程度不低於對照組。到第 16 週，米氮平組（7 人）的死亡人數也多於對照組（只有 1 人），分析證實這具有邊際統計學意義。

首席研究員、普利茅斯大學健康學院執行院長兼失智症教授 Sube Banerjee 教授解釋了為什麼結果如此令人驚訝但很重要。

“失智症影響著全世界 4600 萬人——這個數字在未來 20 年裡會倍增。生活品質低下是由躁動等問題造成的，我們需要找到幫助那些受影響的人的方法，”他說。

“這項研究證實，控制症狀的常用方法沒有幫助——甚至可能是有害的。考慮到這些結果非常重要，米氮平不該再用於治療失智症患者的躁動。

“這項研究為證據庫增加了重要資訊，我們期待著調查可能有助於提高人們生活品質的進一步治療方法。

鄭醫師補充:

米氮平本身有抗憂鬱及鎮靜安眠作用，也會提高食慾，因此臨床上，如果患者有憂鬱、不好入眠、食慾不佳甚至躁動等症狀，會被開立此藥。在失智症的照護上，這種藥物經常被開立用於治療患者躁動，然而臨床研究證實不僅無法控制躁動，死亡風險反而提高，因此不建議開立此藥用於治療失智症患者躁動，也希望這類專業用藥資訊能更廣為所知，減少遺憾。

參考文獻:

Sube Banerjee, Juliet High, Susan Stirling, Lee Shepstone, Ann Marie Swart, Tanya Telling, Catherine Henderson, Clive Ballard, Peter Bentham, Alistair Burns, Nicolas Farina, Chris Fox, Paul Francis, Robert Howard, Martin Knapp, Iracema Leroi, Gill Livingston, Ramin Nilforooshan, Shirley Nurock, John O'Brien, Annabel Price, Alan J Thomas, Naji Tabet. Study of mirtazapine for agitated behaviours in dementia (SYMBAD): a randomis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 The Lancet, 2021; 398 (10310): 1487 DOI: 10.1016/S0140-6736(21)01210-1

該研究發表在《PLOS ONE》雜誌上。

儘管抗憂鬱藥是憂鬱症的一線藥理療法，但許多人對起始療程沒有反應。隨後的治療選擇包括改用另一種抗憂鬱藥，然後進行各種增強治療策略，包括用第二種抗憂鬱藥進行增強和用新型抗精神病藥（例如阿立哌唑，aripiprazole，原廠商品名為大塚安立復, quetiapine，喹硫平，原廠商品名為思樂康 和奧氮平， olanzapine，原廠商品名為金普薩）進行增強。

Rutgers Ernest Mario藥房副教授Tobias Gerhard說：“抗精神病藥已被公認並且常常是嚴重的不良反應，包括老年失智症患者的死亡風險增加了50％以上。” “以前未知這種死亡風險，不清楚是否適用於使用新型抗精神病藥作為憂鬱症的增強療法的非老年成年患者。臨床試驗讓各種新型抗精神病藥適用於憂鬱症的核准實驗對象數太少，時間太短，不足以對這個問題提供資訊。”

研究人員研究了2001年至2010年之間39582名年齡在25至64歲之間的醫療補助受益人的數據，這些數據與國家死亡指數相關。用一種抗憂鬱藥治療一段時間後，研究患者開始用一種新的抗精神病藥或另一種抗抑憂藥進行增強治療。研究人員發現，開始使用新型抗精神病藥的人的死亡風險相對增加45％，在該世代研究中，這意味著在接受抗精神病藥的患者每一年，每265人增加一個人死亡。

“我們的研究結果需要重複，理想情況下是通過一項公共資助的實用隨機對照試驗進行。但是，與此同時，我們的研究發現，醫師為憂鬱症的成年人開立抗精神病藥處方應審慎，因為其潛在的健康風險是巨大的，且獲益相當可觀。並引起爭議。”格哈德說。“與我們的結果特別相關的是我們以前的工作中發現的結果。眾所周知，大多數抗憂鬱藥大約需要四到六週才能完全有效。但是，與藥物標籤和治療指南相反，美國許多患者在未使用單一抗憂鬱藥完成足夠的初始療程之前，便開始針對憂鬱症的開立抗精神病藥物治療。

其他Rutgers研究人員包括Brian L. Strom，Soko Setoguchi，Cecilia Huang，Zhiqiang Tan和Stephen Crystal。

鄭醫師補充:

我們得心捫心自問，為何精神科治療人員要給憂鬱症患者開立新一代抗精神病藥物?答案不難，就是起始的抗憂鬱藥物反應效果不佳、副作用、甚至有反效果等等，當患者回診抱怨狀況未改善，甚至更糟時，有些醫師等不到四到六周的藥物療效反應時，便加上抗精神病藥物來治療，尤其是那些被懷疑為難治型憂鬱症患者(對抗憂鬱劑治療反應不佳，即使換其他抗憂鬱劑也未見改善)，開立新一代抗精神病藥物便為首選，然而抗精神病藥物在這項研究報導提醒:抗精神病藥物的治療，會增加死亡風險，到底[憂鬱症患者如何因應及應對?如果，治療者之所以開立抗憂鬱劑或者合併抗精神病藥物來治療，只是控制症狀，沒有辦法確知憂鬱症的病因為何，因此患者本身是否對藥物反應良好?是否有療效?是否會出現副作用?這些可能出現的問題，開藥的醫師難以確認。要知道自己體質比較適合何種藥物的檢測，目前已有甲基化的相關功能醫學檢查，許多抗憂鬱劑治療療效不佳的患者，其實都是甲基化偏高，也就是葉酸缺乏型的憂鬱症。有興趣深究的人不妨參閱營養的力量這本書的內容: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08180

憂鬱症患者的當事人最好能了解:憂鬱症是諸多身體功能失衡的最後結果，若能針對身體功能失衡的原因，透過功能醫學檢測來確認營養、發炎、腸道、賀爾蒙、毒素、壓力及能量系統障礙等等是否出問題，直接正本清源，並直接以生活型態、飲食改善及營養加強，甚至透過照光療法或是聲光療法來改善，根本改善失衡的身體，才是告別憂鬱的根本解決之道。

參考文獻:

Tobias Gerhard, T. Scott Stroup, Christoph U. Correll, Soko Setoguchi, Brian L. Strom, Cecilia Huang, Zhiqiang Tan, Stephen Crystal, Mark Olfson. Mortality risk of antipsychotic augmentation for adult depression. PLOS ONE, 2020; 15 (9): e0239206 DOI: 10.1371/journal.pone.0239206

在剛停用OAT的患者中也觀察到過量死亡風險的增加。這可能是因為這些人離開治療後繼續使用鴉片類藥物。

苯二氮卓類藥物是鎮靜劑，經常在鴉片類藥物依賴族群中使用，儘管指南中對此做法不鼓勵。醫生可能會忽略該指導，部分原因是有證據表明同時使用這兩種藥物的患者會維持更長的治療時間，並且鴉片類藥物依賴的患者會產生高程度焦慮，而苯二氮卓類藥物可以緩解這種焦慮。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R）資助的研究今日（11月26日）發表在PLOS Medicine上，該研究表明，儘管治療時間更長，但苯二氮卓類藥物與鴉片類藥物替代療法（也稱為阿片類藥物致效劑治療（OAT））相結合）比單獨接受OAT的人導致過量死亡的風險更大。

對於該研​​究中其他共同處方的鎮靜劑z藥物（zaleplon，zolpidem和zopicolone等非傳統安眠藥）和gabapentinoids，這種合併治療模式仍不清楚影響程度。

布里斯託大學學術初級保健中心首席作者兼初級保健教授約翰·麥克勞德（John Macleod）表示：“儘管許多人接受了鴉片類致效劑治療，但鴉片類藥物依賴者的死亡人數正在增加，眾所周知，這降低了鴉片類藥物的總體風險與未治療相比死亡，我們有興趣調查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在接受OAT或剛停止OAT的患者中共同處方苯二氮卓類藥物與過量用藥的死亡風險增加之間存在明確的關聯，這表明一般科醫師和其他人醫師應考慮改變其開藥處方。在某些特殊情況下，臨床上可以合理地使用處方藥，但這應是例外，而不是規則。”

布里斯託大學NIHR衛生保健干預研究評估小組的合著者和聯合主任Matthew Hickman教授補充說：“指南通常建議不要與鴉片類藥物替代藥物一起開具鎮靜劑，因為它們可能增加服用鴉片類藥物的風險。我們知道這種處方仍然存在，我們認為這可能是由於證據強度的不確定性造成的，儘管這項研究中顯示的效果可能是由於其他原因所致，例如服用苯二氮卓類藥物而不是藥物本身-我們的建議是避免或仔細考慮針對該患者組的苯二氮卓類處方藥。現在的挑戰是尋找苯二氮卓類藥物的替代品。”

這是一項觀察性研究，涉及對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透過臨床研究數據鏈中1998年至2014年間處方OAT的12,000多名年齡在15-64歲的患者的數據進行分析。分析記錄與死亡之間的關聯，發現了7,000多名患者的死因。

參考文獻:

John Macleod, Colin Steer, Kate Tilling, Rosie Cornish, John Marsden, Tim Millar, John Strang, Matthew Hickman. Prescription of benzodiazepines, z-drugs, and gabapentinoids and mortality risk in people receiving opioid agonist treatment: Observational study based on the UK Clinical Practice Research Datalink and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death records. PLOS Medicine, 2019; 16 (11): e1002965 DOI: 10.1371/journal.pmed.1002965

研究結果表明，服用維拉法辛（venlafaxine，本地原廠商品名為速悅，一種被稱為血清素和正腎上腺素再回收抑製劑（SNRI）的藥物）和阿米替林（ amitriptyline，一種屬於較老的抗憂鬱藥，稱為三環類藥物）的母親中，這種風險最高。

妊娠糖尿病影響全世界多達五分之一的孕婦。這些懷孕容易引起並發症，例如嬰兒超重和由於嬰兒卡在產道中而導致的分娩時間延長。

這些孕婦的孩子以後也可能更容易患肥胖症和糖尿病，而媽媽更容易患上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研究人員說，先前關於抗憂鬱藥與妊娠糖尿病風險之間潛在聯繫的研究尚無定論，也阻礙研究的設計。

他們蒐集了魁北克孕婦的資訊，該資料庫整合了三個加拿大數據庫，包括1998年至2015年在魁北克出生的所有孕婦和兒童。

在妊娠20週後確定的每例妊娠糖尿病（20,905），均與10例同年生產的未受影響的孕婦（209,050）隨機匹配。

在妊娠開始至妊娠糖尿病診斷之間，應根據這些藥物的處方訊息評估抗憂鬱藥的使用。總共有9741（超過4％）的媽媽單獨或合併服用了抗憂鬱藥。

這些藥物包括西酞普蘭(citalopram)，氟西汀 (百憂解，fluoxetine)，氟伏沙明( fluvoxamine)，帕羅西汀(克憂果，paroxetine)和舍曲林(樂復得，sertraline)，它們屬於一類藥物，稱為選擇性血清素再回收抑製劑或簡稱SSRI，維拉法辛 和阿米替林。

考慮到母親的年齡，福利援助，居住地區和其他潛在狀況等潛在影響因素後，懷孕期間服用抗憂鬱藥會增加患妊娠糖尿病的風險。

與在懷孕期間不服用抗憂鬱藥相比，服用這些藥物中的任何一種與被診斷出患有這種疾病的風險增加了19％。

兩種抗憂鬱藥的風險最高，尤其是：維拉法辛（風險增加27％）；和阿米替林（增加52％的風險）。

此外，單獨或組合使用某些類型的抗憂鬱藥的時間越長，風險就越大，特別是SNRI和三環類藥物。

短期使用會增加15％的風險；中期使用會增加17％的風險；長期使用會增加29％的風險。

當對一小部分在懷孕前被診斷出患有憂鬱/焦慮症的婦女（21,395名）進行進一步分析時，結果與主要分析的結果相似。

這是一項觀察性研究，因此無法確定原因。研究人員說，但是對於他們的發現還有一些可能的解釋。

這包括抗憂鬱藥直接影響葡萄糖代謝，特別是在此過程中涉及5-羥色胺酸。抗憂鬱藥的副作用之一是體重增加，這是糖尿病的危險因素。

但是，研究人員警告說，在懷孕期間服用抗憂鬱藥的利弊需要仔細權衡，特別是對於憂鬱症嚴重的女性。

他們寫道：“憂鬱症的治療是一個主要問題，並且具有挑戰性，因為憂鬱症在懷孕前和懷孕期間很普遍，未經治療的憂鬱症會導致懷孕期間和出生後[出生後立即]復發。”

鄭醫師補充:

其實維拉法新(速悅)的化學結構，就是從三環抗憂鬱劑改良而來，這篇研究報導提到抗憂鬱劑增加妊娠糖尿病風險最高的還是三環結構的抗憂鬱劑。但其他抗憂鬱劑也會，只是機率不是最高。

已經有憂鬱或者在孕期期間出現憂鬱症狀的患者，建議不妨考慮營養整合療法來協助當事人穩定，既能幫助情緒穩定，還能避開抗憂鬱藥物導致的健康風險。

參考文獻:

Maëlle Dandjinou, Odile Sheehy, Anick Bérard. Antidepressant use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risk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BMJ Open, 2019; 9 (9): e025908 DOI: 10.1136/bmjopen-2018-025908

治癲癇、躁鬱藥恐產畸胎！食藥署修正婦女使用原則

對於某些人來說，藥物治療是治療憂鬱症的有效部分。然而，在考慮是否為老年人開處方抗憂鬱藥物時，醫療服務提供者必須權衡這些藥物帶來的安全風險，與其他選擇相比，它們可以提供的效益往往不大。

例如，美國老年病學會（AGS）比爾斯標準(Beers Criteria®)針對老年人可能不適當用藥的工具建議，醫療保健提供者避免給有跌倒或骨折史的老年人開立某些抗憂鬱藥物。這些包括選擇性血清素再回收抑製劑（SSRIs）和三環類抗憂鬱藥（TCAs）。那是因為這些藥物實際上可能會增加跌倒和骨折的風險。

了解與“可能不適當的藥物”相關的這些和其他風險是隨著年齡增長為我們所有人建立更好的護理的關鍵。這就是為什麼一組研究人員最近審查和分析研究，以更具體地了解抗憂鬱藥治療65歲或以上成人憂鬱症的有害作用。他們的研究發表在美國老年醫學學會雜誌上。

系統評價在康涅狄格大學實證執業中心（EPC）進行。研究人員回顧了研究中有多少老年人在研究期間經歷過有害事件的研究。

研究人員研究了65歲或以上的患者，他們使用選擇性血清素及正腎上腺素再回收抑製劑（SNRIs）來治療重度憂鬱症的急性期。他們發現服用SNRIs比服用安慰劑的人會導致更多的有害事件。服用SSRIs的老年人經歷了與服用安慰劑的人相同數量的有害事件。

研究人員表示，與安慰劑相比，服用SSRIs或SNRI導致更多的人因藥物的有害事件而離開研究。他們還注意到，藥物duloxetine（中文商品名為千憂解，一種SNRI）增加了跌倒的風險。

“一些抗憂鬱藥尚未在老年憂鬱症患者中進行過研究，研究並不經常描述具體的副作用。該領域的未來研究將聚焦在不同抗憂鬱藥對老年人的安全性的比較。”該研究的共同作者Diana M. Sobieraj，醫學博士，FCCP，BCPS，康涅狄格大學藥學院助理教授這樣說。

參考文獻:

1. Diana M. Sobieraj, Brandon K. Martinez, Adrian V. Hernandez, Craig I. Coleman, Joseph S. Ross, Karina M. Berg, David C. Steffens, William L. Baker. Adverse Effects of Pharmacologic Treatments of Major Depression in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 2019; DOI: 10.1111/jgs.15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