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東京由3,000名成年人完成的在線問卷調查中，量化了五種心理健康結果（憂鬱，生活滿意度，主觀幸福感，自尊心和孤獨感）與兩種大自然體驗量測（包含綠地使用頻率從家裡看的窗戶看到綠色景觀）之間的聯繫。

比較頻繁地使用綠色空間和在家中有綠色的窗外景色與自尊，生活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程度提高，以及憂鬱和孤獨感水平降低有關。

東京大學的主要作者Masashi Soga博士說：“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附近的自然環境可以作為減輕異常緊張的事件對人類的不利影響的緩衝。” “在城市地區保護自然環境不僅對於保護生物多樣性很重要，而且對於保護人類健康也很重要。”

鄭醫師補充:

在新冠病毒肆虐，疫情方興未艾的時期，人們遭受的心理壓力的衝擊可想而知，這篇報導提醒我們如何透過最簡單的方式來紓壓，如果到外面走走，接觸綠地，甚至赤腳在草地上停留駐足一下，效果加倍，建議大家不妨試試，也祝福大家不管是在身、心健康或者外在需要面對的挑戰下都能安然度過此波疫情，心安心定。

參考文獻:

Masashi Soga, Maldwyn J. Evans, Kazuaki Tsuchiya, Yuya Fukano. A room with a green view: the importance of nearby nature for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20; DOI: 10.1002/eap.2248

在《梅奧醫學中心學報》（Mayo Clinic Proceedings）上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研究了2003年至2011年間在明尼蘇達州奧爾姆斯特德縣出生的14,572名兒童，其中70％的兒童在頭兩年內至少接受了一種抗生素處方，主要用於呼吸道或呼吸道疾病及耳部感染。

這些發現與以下假設相吻合：腸道微生物的組成-生活在我們體內和體內的數万億有益微生物-在免疫，代謝和行為的早期發展中扮演至關重要的作用。

羅格斯大學高級生物技術和醫學中心主任馬丁·布拉瑟說：“抗藥性的細菌的進化說明了抗生素濫用的意外後果。” “從兒童時期開始的健康疾患的日益流行，主因是在關鍵的發育時期抗生素的暴露對微生物菌叢的直接影響，已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雖然先前的研究已經研究了抗生素與單一疾病的關聯，但這是首次研究多種疾病之間的關聯。研究發現，抗生素與代謝性疾病（肥胖，體重過重），免疫性疾病（氣喘，食物過敏，花粉症和認知障礙(ADHD或自閉症)有關，但不同抗生素的作用不同。頭孢菌素(Cephalosporins)被發現導致多種疾病，獨特的自閉症和食物過敏的罹患風險最高。

研究人員還發現，隨著抗生素療程的增加和生命週期的提早（尤其是在最初的6個月內），風險還會增加。

布拉瑟說：“奧爾姆斯特德縣的發現為早期暴露於抗生素的廣泛和延遲的影響提供了證據，並且應該改變醫生開抗生素的頻率，特別是在輕症治療下。”

參考文獻:

Zaira Aversa, Elizabeth J. Atkinson, Marissa J. Schafer, Regan N. Theiler, Walter A. Rocca, Martin J. Blaser, Nathan K. LeBrasseur. Association of Infant Antibiotic Exposure With Childhood Health Outcomes. Mayo Clinic Proceedings, 2020; DOI: 10.1016/j.mayocp.2020.07.019

在《科學轉化醫學》(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期刊發表的一項新研究中，哥本哈根兒童前瞻性氣喘研究（Copenhagen Prospective Studies on Asthma in Childhood 簡稱COPSAC），哥本哈根大學、丹麥技術大學和羅格斯大學的研究人員首次描述了剖腹產分娩如何導致腸道微生物菌叢失衡。在生命的頭6年與氣喘的發展有關。

研究人員使用成熟的哥本哈根兒童氣喘前瞻性研究（COPSAC2010）進行了研究，研究人員分析了生命第一年中多個時間點分娩方式對腸道微生物菌叢的影響，並探討了微生物菌叢的擾亂是否可以解釋在兒童時期與分娩方式相關的發生氣喘的風險。

僅當剖腹產嬰兒的1歲時腸道菌群仍帶有剖腹產特徵時，才發現氣喘風險增加。沒有剖腹產，即使在很早期就發現有更明顯的菌叢失衡，也與氣喘無關聯。

“即使微生物菌叢在1歲之前出現早期的明顯失衡，但這不一定會增加氣喘的罹患風險，假使微生物菌叢在一歲之前就已經夠成型的話。”這項研究的領導者Jakob Stokholm這麼說。

他繼續說：“我們的研究提出了恢復剖腹產寶寶受干擾的微生物組的觀點，從而預防兒童的氣喘發生的可能性。這項研究為剖腹產與氣喘高危險群之間的已知聯繫提供了一種機制。哮喘：這是標準的連鎖效應，早期異常的腸道菌叢，然後無法成熟。”

哥本哈根大學教授SørenJ.Sørensen補充說：

“這項研究對於理解透過剖腹產分娩後微生物菌叢在氣喘發展的作用具有啟示意義，並且將來可能有潛力發展成新的預防策略和對早期腸道菌叢失衡的兒童進行有效的微生物菌叢標靶治療。”

參考文獻:

Jakob Stokholm, Jonathan Thorsen, Martin J. Blaser, Morten A. Rasmussen, Mathis Hjelmsø, Shiraz Shah, Emil D. Christensen, Bo L. Chawes, Klaus Bønnelykke, Susanne Brix, Martin S. Mortensen, Asker Brejnrod, Gisle Vestergaard, Urvish Trivedi, Søren J. Sørensen, Hans Bisgaard. Delivery mode and gut microbial changes correlate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childhood asthma.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20; 12 (569): eaax9929 DOI: 10.1126/scitranslmed.aax9929

與中國醫科大學和卡塔爾大學合作進行的世代研究（1991年至2009年）是第一個評估大量中國成年人雞蛋攝取量的研究。

研究發現，每天定期食用一個或多個雞蛋（相當於50克）的人患糖尿病的風險增加了60％。

隨著中國糖尿病的患病率現在超過11％（高於全球平均水平的8.5％），糖尿病已成為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

糖尿病對經濟的影響也很大，佔全球衛生支出的10％（7,600億美元）。在中國，與糖尿病相關的費用已超過1090億美元。

UniSA的流行病學家和公共衛生專家李明博士說，糖尿病的患病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尤其是在中國，中國傳統飲食的變化正在影響健康。

李博士說：“飲食是導致2型糖尿病發作的已知且可改變的因素，因此了解可能影響該疾病患病率的飲食因素範圍很重要。”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經歷了實質性的營養轉變，許多人已經從包括穀物和蔬菜的傳統飲食轉向了包括大量肉類，零食和高能量食品的經過加工的飲食。

“與此同時，雞蛋的消費量也在穩定增長；從1991年到2009年，中國食用雞蛋的人數幾乎倍增*。

“儘管人們經常討論吃雞蛋與糖尿病之間的關係，但這項研究的目的是評估人們長期食用雞蛋的雞蛋數量以及他們空腹血糖所決定的糖尿病罹患風險。

“我們發現，長期長期食用雞蛋（每天超過38克）會增加中國成年人罹患糖尿病的風險，大約增加25％。

“此外，經常吃很多雞蛋（每天超過50克，或相當於一個雞蛋）的成年人患糖尿病的風險增加60％。”

與男性相比，女性的影響更為明顯。

李博士說，儘管這些結果表明較高的雞蛋攝入量與中國成年人患糖尿病的風險呈正相關，但還需要更多研究來探討因果關係。

“要戰勝糖尿病，就需要採取多方面的方法，不僅包括研究，還需要一套清晰的指導方針，以幫助向公眾宣傳和指導。這項研究是朝著長期目標邁出的一步。”

編者註：

• *在1991-2009年之間，研究人員發現，雞蛋的平均每日消費量從1991-93年的16克連續增加到2000-04年的26克和2009年的31克。
• 研究人群包括參加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的8545名成年人（平均年齡50歲）。
• 同期的國際雞蛋消費量為：
• 歐洲每天33.65克
• 美國每天28.43克
• 亞洲每天20.56克
• 世界每天21.45克
• 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亞）每天18.20克
• 非洲每天5.93克。

參考文獻:

Yue Wang, Ming Li, Zumin Shi. Higher egg consumption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 of diabetes in Chinese adults – 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 British Journal of Nutrition, 2020; 1 DOI: 10.1017/S0007114520003955

鄭醫師補充:

1.蛋還是適量吃比較妥當。對某些人來說，紅肉或蛋攝取過多，內含蛋胺酸若過量，容易淪為身體免疫細胞發炎的原料，提醒大家留意。

隨著COVID-19繼續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尤其是在某些新病例發生在稱為“秋季潮”(fall surge)期間上升的情況下，重新使用已經獲得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用於新治療目的的藥物，仍然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治療或預防該疾病的有效方法。根據今天發表在《PLOS Biology》上的研究結果，萊納研究所(Lerner Research Institute )的研究人員開發了一種新型的人工智能平台，用於識別可能用於COVID-19再利用的藥物，該研究發現褪黑素是有希望的候選藥物。

對來自克利夫蘭診所（Cleveland Clinic）COVID-19註冊表的患者數據進行的分析還顯示，在調整了年齡，種族，種族，年齡和性別之後，褪黑激素的使用與SARS-CoV-2（導致COVID-19的病毒）呈陽性反應的可能性降低了近30％。吸煙史和各種疾病合併症。值得注意的是，在調整了相同變量後，非洲裔美國人對該病毒降低呈陽性反應的可能性從30％增加到52％。

克里夫蘭醫學中心基因組醫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這項研究的主要作者鄭飛雄( Feixiong Cheng)博士說：“重要的是要注意，這些發現並不建議人們不諮詢醫師就直接開始服用褪黑激素。” “大規模的觀察性研究和隨機對照試驗對於驗證褪黑激素對COVID-19患者的臨床益處至關重要，而我們對這項研究中提出的關聯以及進一步探索它們的機會感到興奮。”

在這裡，研究人員利用來自克里夫蘭醫學中心患者的網路醫學方法學和大規模電子健康記錄來識別COVID-19與其他疾病之間常見的臨床表現和病理。具體來說，他們測量了宿主基因/蛋白質與那些與多種疾病類別（惡性腫瘤和自體免疫，心血管，代謝，神經疾病和肺部疾病）中的64種其他疾病相關性良好的基因之間的相關度，其中更高的可能性指出了病理關聯性更高的疾病。

他們發現，例如，與呼吸窘迫症候群和敗血症相關的蛋白質，是嚴重COVID-19患者死亡的兩個主要原因，與多種SARS-CoV-2蛋白高度相關。鄭博士解釋說：“然後，這向我們發出信號，說明一種已經被批准用於治療這些呼吸道疾病的藥物可能透過對那些共同的生物學靶標起作用而治療COVID-19，也具有一定的實用性。”

總體而言，他們確定自身免疫性疾病（例如，發炎性腸道疾病），肺部疾病（例如，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肺纖維化）和神經系統疾病（例如，憂鬱症和注意力不足過動症）顯示出與SARS-CoV-2的顯著網絡聯繫基因/蛋白質，並確定了34種藥物可重新使用，其中以褪黑激素為主。

“最近的研究發現，COVID-19是一種影響多種細胞類型，組織和器官的系統性疾病，因此了解病毒與其他疾病之間複雜的相互作用是了解COVID-19相關併發症和確定可重複使用藥物的關鍵，”鄭博士提到 “我們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強大的，綜合性的網絡醫學策略，可以預測與COVID-19相關的疾病表現並促進尋找有效的治療方法。”

兩位科學家都是Cheng實驗室的數據科學家，數據科學家Yaday Zhou博士和博士後研究員Yuan Yuan Hou博士，是該研究的第一作者，該研究得到了美國國家研究所的部分支持。關於衰老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國家心臟，肺部和血液研究所。

克利夫蘭診所的萊納研究所主席Serpil Erzurum，醫學博士；醫學博士Lara Jehi，克利夫蘭診所首席研究聯絡員，克利夫蘭診所COVID-19註冊中心負責人；Reena Mehra，醫學博士 克利夫蘭診所神經病學研究所睡眠障礙研究主任；和基因組醫學研究所主席Charis Eng，MD，Ph.D.是這項研究的合著者。

參考文獻:

Yadi Zhou, Yuan Hou, Jiayu Shen, Reena Mehra, Asha Kallianpur, Daniel A. Culver, Michaela U. Gack, Samar Farha, Joe Zein, Suzy Comhair, Claudio Fiocchi, Thaddeus Stappenbeck, Timothy Chan, Charis Eng, Jae U. Jung, Lara Jehi, Serpil Erzurum, Feixiong Cheng. A network medicine approach to investigation and population-based validation of disease manifestations and drug repurposing for COVID-19. PLOS Biology, 2020; 18 (11): e3000970 DOI: 10.1371/journal.pbio.3000970

該分析於8月10日在線發表在《臨床傳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上，被認為是第一個衡量臨床醫生的抗生素處方模式變化如何長期影響患者的就醫行為和抗生素使用的分析方法。

研究人員說，這項發現令人震驚，因為他們認為，一旦對病毒感染不正確地開出此類處方，它們就可能成為更多抗生素使用的門戶。過度使用抗生素是很常見的。先前的研究表明，門診處方中將近四分之一的抗生素被不適當地用於診斷，不需進行抗生素治療。

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健康科學與技術計劃的HMS學生，主要研究作者卓石(Zhuo Shi)說：“醫生在開抗生素處方時所做出的選擇會長期影響各個患者選擇得到照護的時間。” “不恰當地開抗生素的醫生需要了解，抗生素不只是無害的小處方，而且是造成更大問題的潛在途徑。”

研究人員利用來自一家國家保險公司的客戶數據，分析了美國736個緊急護理​​中心的200,000多例初次就診的急性呼吸道感染（acute respiratory infections，ARI）。在這些中心，研究人員發現臨床醫生對ARI的抗生素處方率差異很大。在開處方者最高的四分位數中，80％的臨床醫生開具了用於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處方，而在康生素開立比例最低的開處方者中，有42％的開具處方。為了了解更多處方抗生素的影響，研究人員利用了患者不選擇緊急護理臨床醫生這一事實。他們基本上是隨機分配給臨床醫生的。

在首次ARI看診後的一年中，與使用最低抗生素處方的患者相比，在最高處方組的臨床醫生所見的患者接受的ARI抗生素增加了14.6％，這是每100名患者需要多加3張抗生素處方臨床醫生。分析顯示，患者ARI抗生素處方的增加主要是由於ARI看診次數增加，每100名患者增加5.6次 ARI看診，而非最高的抗生素開處方率引發隨後的ARI看診。

研究人員發現，這並不是說他們更有可能在重複看診中獲得抗生素處方，只是每次回診都提供了另​​一次接受抗生素的機會。

為什麼？在病毒性疾病的情況下，患者錯誤地將症狀改善歸因於抗生素。研究人員說，很自然，下次他們出現類似症狀時，他們認為他們需要更多的抗生素。

研究資深作者Ateev Mehrotra說：“您會聽到很多人說，'每年冬天我都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療支氣管炎'。”他是哈佛醫學院布拉瓦特尼克研究所衛生政策的副教授，也是貝絲·以色列女執事醫療中心的一名整合醫學專科醫師。“抗生素實際上並沒有幫助，但是患者傾向於從中受益。這種心理現象的幻想術語是'幻覺性的相關'。”

Mehrotra說：“他們得到了抗生素並且感覺好了，這不是因為抗生素起作用了，而是因為感染一直在進行。” “下一次他們出現類似症狀的疾病時，他們會回到醫生那裡再開另一個處方。”

而且該課題不僅是患者自己學習的。他們的配偶在ARIs的看診和使用抗生素方面也顯示出類似的增加。

研究人員說，不恰當地使用抗生素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並指出這種做法不必要地增加了支出，使患者無緣無故地出現了副作用的風險，並有助於推動耐藥性細菌菌株的增加。

研究人員使用來自一家國家保險公司的遭遇數據，根據他們的ARI抗生素處方率對每個急診中心的臨床醫生進行了分類。緊急照護患者被隨機分配給臨床醫生這一事實，排除了患者可能選擇他們所知道的醫生的可能性，他們可能會給他們提供病毒感染的抗生素，從而使研究人員能夠檢查醫生治療對患者未來的影響。研究人員檢查了臨床醫生的抗生素處方率與患者ARI抗生素接受率以及其配偶在隨後一年的抗生素接受率之間的關係。研究小組的幾位成員首先將這種方法用於檢查鴉片類藥物處方的模式。

儘管有許多傳聞證據發現一些醫師表示患者要求開立抗生素會提高患者滿意度，但研究人員希望了解醫師開立抗生素處方的行為本身是否才是造成這種假象的助力。他們著手回答這個問題：容易開抗生素處方的醫生的其初始處方是否會推動患者未來的抗生素尋求行為？

分析之後，確實如此，研究人員說，這項研究強調了對臨床醫生和患者持續的明智的處方執業的衛教需求，一來可減少不正確的處方，二來降低抗生素的總體過度使用及其相關風險。

鄭醫師補充:

在臨床上，我們經常看到為數不少的醫師，習慣以預防性感染的慣性思考來為病毒感染的患者開的抗生素，殊不知此舉，為患者本人埋下潛在的健康風險超越一般人的想像，臨床一線人員對抗生素的開立若不謹慎，恐非患者之福。然而能了解及正視此危機的專業人士及大眾，其實鳳毛麟角，熟知內情者，無法不為此捏好幾把冷汗。

參考文獻:

Zhuo Shi, Michael L Barnett, Anupam B Jena, Kristin N Ray, Kathe P Fox, Ateev Mehrotra. Association of a clinician’s antibiotic prescribing rate with patients’ future likelihood of seeking care and receipt of antibiotics.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2020; DOI: 10.1093/cid/ciaa1173

可以說，大腦是人體中最重要的器官，因為它控制著大多數其他人體系統，推理，智力和情感皆要靠腦。人類已經開發出各種保護措施來防止對大腦的物理傷害：它位於堅固的骨殼-頭骨中，並包裹在三層稱為腦膜的防水組織中。

尚不清楚的是身體如何保護大腦免受感染。在人體的其他地方，如果細菌或病毒進入血液，我們的免疫系統就會啟動，並帶有針對並消除入侵者的免疫細胞和抗體。但是，腦膜形成了不可滲透的屏障，阻止了這些免疫細胞進入大腦。

在英國《自然》雜誌上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由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科學家領導的研究小組發現，腦膜是稱為抗體的免疫細胞（漿細胞， plasma cells）的所在地。這些細胞專門位於腦膜內的大血管旁，使它們能夠分泌抗體“衛兵”來捍衛大腦周圍。當研究人員查看這些細胞產生的特定抗體類型時，他們感到驚訝-他們觀察到的抗體通常是在腸道中發現的類型。

漿細胞衍生自稱為B細胞的特定類型的免疫細胞。每個B細胞的表面都具有該細胞特有的抗體。如果抗原（觸發免疫免應的細菌或病毒的一部分）與該表面抗體結合，則B細胞被活化：它將分裂產生新的後代，後者也識別相同的抗原。

在分裂過程中，B細胞將突變引入抗體基因，從而改變了一個氨基酸，其結合特性略有不同。這些B細胞中的部分將產生能夠更好地與繼續擴增和繁殖的病原體結合的抗體；抗體結合比較不好的B細胞會自行凋亡。這有助於確保人體產生最佳抗體，來瞄準和破壞特定抗原。

通常，血液中發現的抗體是一種稱為免疫球蛋白G（IgG）的類型，這些在脾臟和骨髓中產生的抗體保護體內。但是，在腦膜中發現的抗體是免疫球蛋白A（IgA），通常在腸道內膜或鼻子或肺部內膜中產生-這些抗體可保護粘膜表面以及與外界環境接觸的表面。

該團隊能夠對腸道和腦膜的B細胞和漿細胞中的抗體基因進行測序，並證明它們是相關的。換句話說，最終進入腦膜的細胞是已經在腸道中選擇性擴增的細胞，它們已經在其中識別出特定的病原體。

首席科學家說：“大腦保護自己免受感染的確切方法，早已超出腦膜的生理性保護範圍，長期以來一直披上了神秘的面紗，但是發現來自於腸道重要的防禦連線是令人驚訝的，”來自劍橋大學和惠康桑格研究所醫學與CITIID系的Menna Clatworthy教授。

“但是，實際上，這是完全有道理的：即使輕微地破壞腸道屏障也會使干擾物進入血液，如果它們能夠擴散到大腦中，則會造成毀滅性後果。在腦膜上廣植能產生抗體的細胞，這些被選用的免疫細胞可以識別腸道微生物，確保防禦最可能的入侵者。”

該團隊使用老鼠進行了這項發現，老鼠通常被用來研究生理學，因為它們具有許多與人體相似的特徵。他們發現，當小鼠的腸道中沒有細菌時，腦膜中就不會存在產生IgA的細胞，說明這些細胞實際上起源於腸道，在那裡它們被選中以識別腸道微生物，然後再停留於腦膜中。當研究人員去除腦膜中的漿細胞時-因此沒有IgA可以捕獲入侵的病原-也就是微生物能夠從血流傳播到大腦。

該團隊通過分析在手術期間取出的樣本證實了人類腦膜中IgA細胞的存在，證實該防禦系統可能在保護人類免受中樞神經系統（腦膜炎和腦炎）感染中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Fitzpatrick, Z et al. Gut-educated IgA plasma cells defend the meningeal venous sinuses. Nature, 2020 DOI: 10.1038/s41586-020-2886-4

慢性發炎已證實在心臟病和中風的發展中關係至大。某些發炎性生物標誌物，例如白介素，趨化因子和粘附分子(interleukins, chemokines and adhesion)，與動脈粥樣硬化的早期和晚期有關。先前的研究發現，飲食可以影響發炎程度，健康的飲食習慣不多，例如地中海飲食（富含橄欖油，堅果，全穀類，水果和蔬菜以及海鮮消費，以及食用乳製品和紅色/加工肉類的食物） ）顯示出較低濃度的某些發炎生物標誌物和較低的心臟病風險。至於長期堅持促發炎飲食是否與心臟病或中風發生率增加相關研究較少。

研究人員從1986年開始使用護士健康研究I和II中的男女，進行了長達32年的隨訪。在排除飲食資訊缺乏或先前診斷為心臟病，中風或癌症的參與者後，超過21萬名參與者被納入分析。參與者每四年完成一次調查，以確定其日常飲食。

“使用經驗開發的基於食物的飲食指數來評估與飲食攝取相關的發炎程度，我們發現具有較高發炎可能的飲食模式與心血管疾病發生率增加相關，”醫學博士Jun Li說，哈佛大學陳陳公共衛生學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營養系研究與研究科學家的第一作者。“我們的研究是第一個將基於食物的飲食發炎指數與心血管疾病的長期風險聯繫起來的研究。”

基於食物的促發炎飲食指數來自18個預先定義的食物組，這些組顯示出與發炎生物標誌物增加最密切的關聯。在控制了其他風險因素（如BMI，身體活動，心臟病家族史和多種維生素使用）後，與服用抗發炎飲食的參與者相比，服用促發炎飲食的參與者罹患心臟病的風險高46％，罹患中風的風險高28％。

研究人員建議食用抗氧化劑和纖維含量較高的食物以幫助抵抗發炎：綠葉蔬菜（羽衣甘藍，菠菜，捲心菜，芝麻菜），黃色蔬菜（南瓜，黃椒，豆類，胡蘿蔔），全穀類，咖啡，茶和葡萄酒。研究人員還建議限制精製糖和穀物，油炸食品，蘇打水的攝入，並限制加工的紅肉和內臟肉。這些食物是促發炎飲食指數的主要貢獻者。

“不同食物和飲食習慣所提供的健康保護知識，主要是它們的抗發炎特性，應為設計更健康的飲食習慣以預防心臟病提供基礎，”醫學高級顧問Ramon Estruch博士說。西班牙巴塞羅那醫院內科的內科，在評論中提到。“在飲食中選擇食物時，我們確實應該提防它們的促發炎和消發炎潛力！”

在飲食中加入核桃可減少炎症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評估了將核桃納入個人日常飲食中將如何改善發炎生物標誌物。先前的研究發現，經常食用堅果會降低患心臟病的風險和降低總體膽固醇。然而，有關將堅果的攝入與體內發炎減少聯繫起來的研究很少。共有634名參與者被分配了無核桃飲食或有規律地摻入核桃的飲食（每天約30至60克）。經過兩年的隨訪，食用核桃的飲食者在測試的10種發炎生物標記物中，有6種顯示出體內發炎程度顯著降低。

該研究的主要作者和研究的蒙特塞蘭特·科芬（MontserrantCofán）博士，西班牙巴塞羅那August Sun i Sunyer生物醫學研究所的研究員說：“這項研究證明了長期食用核桃的抗發炎作用提供了新穎的機理見解，食用核桃對降低膽固醇的心臟病風險有益。”

參考文獻:

Jun Li, Dong Hoon Lee, Jie Hu, Fred K. Tabung, Yanping Li, Shilpa N. Bhupathiraju, Eric B. Rimm, Kathryn M. Rexrode, JoAnn E. Manson, Walter C. Willett, Edward L. Giovannucci, Frank B. Hu. Dietary Inflammatory Potential and Risk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mong Men and Women in the 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2020; 76 (19): 2181 DOI: 10.1016/j.jacc.2020.09.535

西雅圖兒童研究所兒童健康，行為與發展系研究與研究科學家的主要作者梅利莎·梅洛（Melissa Melough）說，維生素D缺乏症在普通人群和孕婦中都很常見，但指出黑人婦女風險更大。梅洛（Melough）說，她希望這項研究將幫助醫療保健提供者解決有色女性和維生素D缺乏風險較高的女性之間的差異。

“黑色素可保護皮膚免受陽光傷害，但是黑色素也可通過阻斷紫外線來減少皮膚中維生素D的產生。因此，我們在研究中發現黑人孕婦維生素D缺乏症的發生率高就不足為奇了，即使許多孕婦服用產前維生素，也可能無法矯正現有的維生素D缺乏症。” “我希望我們的工作使這個問題得到更多的認識，顯示出產前維生素D對兒童及其神經認知發育的長期影響，並著重指出，某些人群應該更加留意。目前不建議廣泛施行維生素D檢測，但是我認為醫療保健提供者應該注意那些風險較高的人群，包括黑人婦女。”

解決差距

根據梅洛（Melough）的說法，美國多達80％的黑人孕婦可能缺乏維生素D。參加該研究的婦女中，大約46％的母親在懷孕期間缺乏維生素D。黑人女性中的維生素D濃度也低於白人女性。

Melough和她的合著者使用了田納西州的一項世代研究數據，此研究稱之為影響兒童早期的神經認知發展和學習（Conditions Affecting Neuro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 in Early Childhood，簡稱CANDLE）。CANDLE的研究人員從2006年開始招募孕婦加入該研究，並隨時間收集有關其孩子的健康和發育的資訊。

在控制了其他幾個與智商有關的因素之後，妊娠中較高的維生素D濃度與4至6歲兒童的智商較高有關。儘管像這樣的觀察性研究不能證明因果關係，但梅洛認為她的發現具有重要意義，值得進一步研究。

維生素D缺乏症

“維生素D缺乏症非常普遍，”梅洛說。“好消息是有一個相對容易的解決方案。通過飲食很難獲得足夠的維生素D，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通過日曬來彌補這一差距，因此，一個好的解決方案是補充營養。”

建議的每日維生素D攝入量為600國際單位（IU）。平均而言，美國人的飲食攝入少於200 IU，因此如果人們不能通過日曬或補充陽光來彌補這一差距，梅洛說，人們可能會變得虛弱。維生素D含量較高的食物包括油脂豐富的魚類，雞蛋和諸如牛奶和穀物早餐之類的強化食品。但是，梅洛指出，維生素D是從我們的飲食中獲取足夠量的最困難的營養素之一。

需要進行其他研究以確定懷孕期間維生素D的最佳濃度，但梅洛（Melough）希望這項研究將有助於為孕婦提供營養建議。特別是在黑人婦女和維生素D缺乏症高風險人群中，營養補充和篩檢可能是減少健康差異的有效策略。

重要要點

梅洛（Melough）說，這項研究有三個主要收穫：

1. 維生素D缺乏症在懷孕期間很常見，黑人婦女的風險更高，因為皮膚中的黑色素會減少維生素D的產生
2. 懷孕期間母親中較高的維生素D濃度可能會促進大腦發育並導致更高的兒童智商評比
3. 篩檢和營養補充可以糾正高危人群的維生素D缺乏症，並促進後代的認知功能

梅洛說：“我希望人們知道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會影響兒童的成長。” “即使飲食健康，維生素D缺乏症也會發生。有時與我們的生活方式，皮膚色素沉著或其他我們無法控制的因素有關。”

參考文獻:

1. Melissa M Melough, Laura E Murphy, J Carolyn Graff, Karen J Derefinko, Kaja Z LeWinn, Nicole R Bush, Daniel A Enquobahrie, Christine T Loftus, Mehmet Kocak, Sheela Sathyanarayana, Frances A Tylavsky. Maternal Plasma 25-Hydroxyvitamin D during Gestation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Neuro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Offspring at Age 4–6 Years. The Journal of Nutrition, 2020; DOI: 10.1093/jn/nxaa309

存在於甜菜根植物根中的屬於一組分子，植物尤其將其用作對害蟲例如細菌，病毒或昆蟲的化學防禦。“通過分析成千上萬的基因組數據，我們的團隊能夠定義許多新的富含半胱氨酸的胜肽，並在植物界進行系統發育分配。在此過程中，我們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所謂的'蛋白酶抑製劑'的可能功能'。甜菜根胜肽因此可以抑制消化蛋白質的酶，”格魯伯解釋說。

甜菜根肽特異性抑制脯氨酰寡肽酶（ prolyl oligopeptidase，簡稱POP），後者(POP)參與體內蛋白質激素的分解，因此能夠調節發炎反應。POP是針對神經退行性疾​​病和發炎疾病（例如阿茲海默氏病和多發性硬化症）的廣泛討論的藥物靶標。“這意味著，在未來的研究中，這組稱為'knottins'的植物胜肽，例如甜菜根中發現的那些，可能為治療這些疾病提供潛在的候選藥物。”

可以在商業甜菜根汁中檢測到肽

該胜肽不僅存在於根莖類蔬菜中，而且還可以在市售甜菜根汁中檢測到-儘管濃度非常低。MedUni維也納藥理學家強調說：“儘管甜菜根被認為是一種非常健康的蔬菜，但希望通過定期食用甜菜根來預防失智症是不合理的。” “該胜肽僅以微小的量出現，目前尚不清楚它是否可以通過胃腸道來吸收。”

利用自然的藍圖

格魯伯實驗室進行的研究工作利用了利用自然界的藍圖開發候選藥物的想法。“我們正在搜索包含動植物遺傳信息的大型數據庫，對新型胜肽分子進行解碼並研究其結構，旨在通過酶或細胞受體（例如其中一種主要的藥物靶點，例如稱為G蛋白偶聯受體，原文為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最後在疾病模型中對其進行分析。” Gruber解釋說。為了獲得最佳的藥理特性，以天然產物為基礎，以稍微修飾的形式化學合成潛在的候選藥物，這個概念似乎很成功。

鄭醫師補充:

胜肽於自然食物來源不易取得，而且濃度或者成分不足，也無法用於治療。因此取得穩定及濃度充足的來源，才有機會用於身體保健甚至是疾病治療，提醒大家留意。

參考文獻:

1. Bernhard Retzl, Roland Hellinger, Edin Muratspahić, Meri E. F. Pinto, Vanderlan S. Bolzani, Christian W. Gruber. Discovery of a Beetroot Protease Inhibitor to Identify and Classify Plant-Derived Cystine Knot Peptides. 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2020; DOI: 10.1021/acs.jnatprod.0c00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