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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巴哈、貝多芬或莫札特,人們普遍認為古典音樂可以影響一個人的情緒。在 8 月 9 日發表在 Cell Press 期刊《Cell Reports》上的一項研究中,中國科學家利用腦波測量和神經影像技術來展示西方古典音樂如何對大腦產生正面影響。他們的目標是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利用音樂來活化那些沒有反應的人的大腦,例如患有難治性憂鬱症的人。

「我們的研究整合了神經科學、精神病學和神經外科領域,為任何針對音樂與情感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提供了基礎,」資深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功能神經外科中心主任兼教授孫博民說。 最終,我們希望將我們的研究成果轉化為臨床實務,開發方便有效的音樂治療工具和應用。

 

研究的重點是 13 名患有難治性憂鬱症的患者,他們的大腦中已經植入了用於深部腦部刺激的電極。這些植入物被放置在連接前腦兩個區域的迴路中-終端帶床核(BNST,「終端帶床核」(bed nucleus of the stria terminalis)是大腦一個重要的核團,位於側腦室的邊緣,與情緒、壓力反應及社會行為有關。它被認為在調節焦慮和恐懼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並且與許多腦區有相互連結,參與多種神經生物學過程。)和伏隔核(NAc,「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是大腦中的一個重要結構,位於基底神經節內。它與獎勵、快樂和成癮的機制有關,主要參與情緒調節、動機和行為驅動等功能。在神經生物學研究中,伏核常被視為獎勵系統的核心部分。)。使用這些植入物,研究人員發現音樂透過同步負責處理感覺訊息的聽覺皮層和負責處理情緒訊息的獎勵電路之間的神經振盪來產生抗憂鬱作用

 

BNST-NAc 迴路有時被稱為『擴展杏仁核』的一部分,強調了該迴路與杏仁核(情緒訊息處理的中心結構)之間的密切關係,」Sun 說。 “這項研究說明,音樂通過聽覺同步誘導皮質-BNST-NAc 迴路中神經振盪的三重時間鎖定。”

 

研究中的患者被分為兩組:低音樂欣賞組和高音樂欣賞組。音樂欣賞水準高的組別表現出更顯著的神經同步性和更好的抗憂鬱效果,而音樂欣賞水準低的組別則表現出較差的結果。透過將患者分組,研究人員能夠更精確地研究音樂的抗憂鬱機制,並提出可以改善治療結果的個人化音樂治療計劃。例如,當在音樂中插入 θ 頻率噪音以增強 BNST-NAc 振盪耦合時,音樂欣賞能力較低的患者群體報告了更高的音樂享受。

 

研究中使用了幾首西方古典音樂作品。選擇這種類型的音樂是因為大多數參與者對其並不熟悉,研究人員希望避免主觀熟悉度可能產生的任何干擾。 「我們的結論是,正式聆聽過程中的音樂選擇是個人化的,與音樂的情感背景無關,」孫說。

 

該團隊未來的研究將集中在幾個領域。其一,他們的目標是研究音樂與大腦深層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如何在憂鬱症中發揮作用。他們還將引入其他形式的感官刺激,包括視覺圖像,以研究多感官刺激對憂鬱症的潛在合併治療效果。

 

「透過與臨床醫師、音樂治療師、電腦科學家和工程師合作,我們計劃開發一系列基於音樂療法的數位健康產品,例如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和可穿戴設備,」孫說。 「這些產品將整合個人化音樂推薦、即時情緒監測和反饋以及虛擬現實多感官體驗,為日常生活中管理情緒和改善症狀提供方便有效的自助工具。”

參考文獻:

  1. Xin Lv, Yuhan Wang, Yingying Zhang, Shuo Ma, Jie Liu, Kuanghao Ye, Yunhao Wu, Valerie Voon, Bomin Sun. Auditory entrainment coordinates cortical-BNST-NAc triple time locking to alleviate the depressive disorderCell Reports, 2024; 114474 DOI: 10.1016/j.celrep.2024.11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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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發現,參與低至中等強度的運動與降低憂鬱症發生率之間有顯著關聯。

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 (ARU) 的研究人員對世界各地進行的研究進行了總體審查,以探討體育活動作為心理健康干預措施的潛力。

這項分析發表在《神經科學與生物行為評論》雜誌上,發現體力活動可將憂鬱風險降低 23%,焦慮風險降低 26%。研究發現,低強度和中等強度的體力活動(包括園藝、高爾夫和散步等活動)與憂鬱風險降低之間有特別強的關聯。

然而,在高強度運動中並沒有強烈觀察到這一點。

體力活動也與降低嚴重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有顯著相關,包括將精神病/精神分裂症的風險降低 27%。

無論是男性或女性,以及世界各地不同年齡層的人,結果都是一致的。

主要作者、安格利亞魯斯金大學(ARU) 公共衛生教授李‧史密斯(Lee Smith) 表示:「有效預防精神健康併發症已成為一項重大挑戰,也是公共衛生領域最重要的領域。這些情況可能很複雜並且需要採取多管齊下的治療方法,其中可能包括藥物介入、心理治療和生活方式的改變。

「體力活動強度對憂鬱症的影響凸顯了精確運動指南的必要性。適度的運動可以透過生化反應改善心理健康,而高強度運動可能會惡化某些人與壓力相關的反應。

「承認人們對運動反應的差異對於有效的心理健康策略至關重要,這說明任何活動建議都應針對個人量身定制。

「事實上,即使是低到中等程度的體力活動也可能有益於心理健康,這一事實尤其重要,因為對於那些可以進行較小的生活方式改變而不覺得需要致力於高強度的人來說,這些活動程度可能更容易實現

參考文獻:

 

  1. Masoud Rahmati, San Lee, Dong Keon Yon, Seung Won Lee, Raphael Udeh, Mark McEvoy, Hans Oh, Laurie Butler, Helen Keyes, Yvonne Barnett, Ai Koyanagi, Jae Il Shin, Lee Smith. Physical activity and prevention of mental health complications: An umbrella review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24; 160: 105641 DOI: 10.1016/j.neubiorev.2024.105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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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羅裡達大學領導的一項新研究中,非侵入性腦刺激治療改善了老年人的憂鬱和焦慮症狀。

在報告症狀程度的受試者中,憂鬱和焦慮症狀改善最大。在經歷中度至重度狀態之前的焦慮(或與治療壓力情況或事件的焦慮)的參與者中,一年的治療效果追踪中持續存在。

發表在《腦刺激》雜誌上的研究結果證實,這種被稱為經顱直流電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簡稱tDCS)的治療方法有望成為治療憂鬱症和焦慮症狀的一種非侵入性、無藥物選擇,這些症狀影響分之一的年長者。

「隨著年齡的增長,憂鬱和焦慮會影響我們的整體心理健康、認知功能和獨立運作的能力,」該研究的資深作者、臨床和心理學健康教授亞當伍茲博士說。「通常,第一線治療涉及藥物和非藥物療法,兩者都可以有效。然而,也迫切需要可選用的非入侵性選擇,用於對藥物治療無反應、無法獲得藥物治療的人,或無法參加臨床的強化治療計劃,或由於各種其他原因等等。”

在佛羅裡達大學主導的研究中,來自亞臨床憂鬱症和焦慮症的參與者看到了治療效果,這意味著他們的症狀可能不符合診斷標準。然而,研究人員表示,即使是亞臨床憂鬱症和焦慮症焦慮症也可能與後續的認知能力下降有關。

經顱直流電刺激(tDCS)治療是在人頭部的放置電極傳遞安全微弱的電流來進行。研究人員瞄準了前額葉刺激,這是大腦中樞與認知和情緒調節相關的區域。

最近的新研究是國家高齡研究所資助的加強臨床培訓研究的一部分,該研究是佛羅裡達大學和佛羅裡達大學研究中心參與的高齡化研究中心參與的同類研究中規模最大的一項。近 400 名年長者被隨機到分配中的二組:一組是12週的提高工作記憶和處理速度的認知訓練配合tDCS,另一組是12週的認知訓練配合安慰性的tDCS(實際上沒有)。

 

研究人員還從認知、功能和神經影像測試以及心理症狀(包括憂鬱和焦慮)的自我報告測量中收集了大量數據。

在可能影響憂鬱和焦慮症狀的處方藥物等因素後,研究小組發現,與未接受DCS治療的參與者相比,接受DCS治療的參與者控制在憂鬱和中度至重度狀態焦慮方面有顯著的研究改良。

該研究的主要作者、佛羅裡達大學PHHP臨床心理學博士漢娜·豪斯曼(Hanna Hausman)表示:“廣泛的研究已經論證,積極刺激該區域的大腦有效減少被診斷為可以精神疾病的個體的”心理症狀。」「在我們沒有明顯精神病史的樣本樣本中看到了類似的效果,尤其是在大規模上,這是一個初步但令人歡迎的驚喜。證明這種治療方法效果很重要,因為即使出現亞臨床憂鬱和焦慮症狀也與不良後果相關。」。

研究人員表示,這項研究的後續步驟應包括一項 3 期隨機臨床試驗,旨在評估 tDCS 和認知訓練對大量不同序列和焦慮的影響。韓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已批准 tDCS 作為韓國成人憂鬱症的家庭治療方法,並且透過進一步的研究,一旦美國獲得足夠的證據,它可能會成為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批准的易於使用的治療方法。

Hausman 說:“經顱直流電刺激 (tDCS) 治療具有成本效益、便於攜帶,並且可以與現有的心理健康療法無縫接軌成獨立的干預措施。” “它在家自我管理的潛力將進一步擴大可近性並降低人員成本,使其成為無法獲得面對面臨床護理方面的個人的一種有前景的干預措施。”

參考文獻:

  1. Hanna K. Hausman, Gene E. Alexander, Ronald Cohen, Michael Marsiske, Steven T. DeKosky, Georg A. Hishaw, Andrew O'Shea, Jessica N. Kraft, Yunfeng Dai, Samuel Wu, Adam J. Woods. tDCS reduces depression and state anxiety symptoms in older adults from the augmenting cognitive training in older adults study (ACT)Brain Stimulation, 2024; 17 (2): 283 DOI: 10.1016/j.brs.2024.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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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優格助腸道消化也能抗憂鬱? 研究發現這成分是關鍵

  

【NOW健康 編譯組/外電報導】許多人都知道吃優格能促進腸胃道蠕動,幫助腸道消化,但其實好處不僅於此,美國維吉尼亞大學醫學院研究團隊為了探討益生菌對人類行為的影響,進行了1項研究,結果發現,富含益生菌的優格,可能為治療焦慮、憂鬱和其他心理健康狀況,找到新的方向,此研究發表於國際期刊《大腦、行為與免疫》(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優格內含乳酸菌菌株 有助減輕憂鬱與焦慮症狀


優格是透過發酵牛奶製成的,含有對腸道健康有益的鏈球菌和乳酸菌菌株。以前的研究表明,在憂鬱和焦慮患者中體內的腸道細菌,尤其是屬於乳酸菌科的細菌會受到干擾,這種情況通常被稱為腸道微生態失調。


此外,一些臨床試驗和動物研究也表明,乳酸菌屬於1種精神益生菌,能為心理健康帶來益處,包括增強對壓力的抵抗力、減少小鼠的紊亂行為,同時還與患者憂鬱和焦慮症狀的減輕有關。


在最新的研究結果發現,研究人員從包含數百萬細菌、真菌和病毒的腸道菌群中分離出1組細菌,稱為「改變的施德勒菌群」(Altered Schaedler Flora),含有2種乳酸菌和其他6種細菌。


研究人員表示,利用這個很少被使用的細菌群體,能夠培育出有和沒有乳酸菌的小鼠,並且避免使用抗生素的需要,最後,這組改變的施德勒菌群出現了令人興奮的結果。


維吉尼亞大學神經科學系的首席研究員阿爾班·高提耶(Alban Gaultier)指出,從以前的研究中得知,乳酸菌有助於改善情緒障礙,可以逆轉小鼠的憂鬱症,但其潛在原因仍然不清楚。因此,研究團隊為了了解乳酸菌是如何影響行為機制,以及缺乏乳酸菌會如何加重憂鬱和焦慮症狀,又再度展開研究。

 


乳酸菌為何能調節壓力又抗憂鬱? 研究找到關鍵原因


研究人員說明,乳酸菌科中的乳酸菌能夠維持免疫介質「干擾素γ」的濃度,該介質能調節身體對壓力的反應,並有助於防止憂鬱。


阿爾班·高提耶表示,研究發現了腸道內的乳酸菌,是透過調節免疫系統來影響情緒障礙,這項研究可能為治療焦慮和憂鬱的藥物,開啟了1條平順的道路。研究人員希望這些發現,將有助於制定含有最佳乳酸菌濃度的益生菌,來幫助憂鬱症患者或憂鬱症高危險群。


研究人員Andrea R. Merchak表示,有了這些結果,等於有了優化益生菌發展的新工具,應該可以加速新療法的發現。更重要的是,現在可以去探索如何維持乳酸菌和干擾素γ的健康水平,以預防和治療焦慮和憂鬱。


文字編輯:連慧婷
核稿編輯:陳珍妮

鄭醫師補充:

參考文獻:

Andrea R. Merchak, Samuel Wachamo, Lucille C. Brown, Alisha Thakur, Brett Moreau, Ryan M. Brown, Courtney R. Rivet-Noor, Tula Raghavan, Alban Gaultier,
Lactobacillus from the Altered Schaedler Flora maintain IFNγ homeostasis to promote behavioral stress resilience,
Brain, Behavior, and Immunity,
Volume 115,
2024,
Pages 458-469,
ISSN 0889-1591,
https://doi.org/10.1016/j.bbi.2023.11.001.

https://doi.org/10.1016/j.bbi.2023.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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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開創性的研究揭示了焦慮症與 TACR3 大腦受體以及睪固酮之間的顯著關聯。

本古里安大學分子認知實驗室負責人 Shira Knafo 教授領導的研究上個月發表在《分子精神病學》雜誌上。

焦慮是對壓力的常見反應,但對於那些患有焦慮症的人來說,它會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臨床證據暗示低睪固酮濃度與焦慮之間存在密切聯繫,特別是對於患有性腺功能減退症(hypogonadism,一種以性功能下降為特徵的疾病)的男性。

然而,這種關係的確切性質迄今仍不清楚。

Knafo 教授發現,表現出極高焦慮程度的雄性囓齒類動物的海馬迴中一種名為 TACR3 的特定受體的濃度明顯較低。

海馬迴是與學習和記憶過程密切相關的大腦區域。

TACR3 是速激肽( tachykinin)受體家族的一部分,對一種稱為神經激肽的物質做出反應。

這項觀察結果激起了研究人員的好奇心,並為深入研究 TACR3 缺陷、性荷爾蒙、焦慮和突觸可塑性之間的關聯奠定了基礎。

根據測量焦慮程度的標準高架十字迷宮測試中的行為,對囓齒動物進行分類。

隨後,分離出它們的海馬體並進行基因表現分析,以鑑定極低焦慮和重度焦慮的囓齒動物之間表達不同的基因。

TACR3 是一個突出的基因。先前的研究發現,與 TACR3 相關的基因突變會導致一種稱為「先天性性腺功能減退症」的疾病,導致包括睪固酮在內的性荷爾蒙產生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睪固酮濃度較低的年輕男性往往會出現性發育遲緩,並伴隨憂鬱和高度焦慮

這種配對促使研究人員進一步研究 TACR3 的作用。

Knafo 教授和她的團隊在研究中得到了他們自己製作的兩種創新工具的幫助。

第一個被稱為 FORTIS,檢測對活神經元內的神經元通訊至關重要的受體的變化。

透過利用 FORTIS,他們證明抑制 TACR3 會導致細胞表面這些受體的急劇增加,從而阻斷長期突觸強化的平行過程(稱為 LTP)。

 

採用的第二個開創性工具是交叉相關的新穎應用,用於測量多電極陣列系統內的神經元連接性。

 

該工具在揭示 TACR3 操作對突觸可塑性的深遠影響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突觸可塑性是指突觸(腦細胞之間的連結)改變其強度和效率的能力。

 

這種動態過程對於大腦適應環境至關重要。

 

透過突觸可塑性,大腦可以重組其神經迴路以回應新體驗。

 

這種靈活性允許修改突觸連接,使神經元能夠隨著時間的推移加強或削弱它們的溝通。

 

從本質上講,突觸可塑性是大腦編碼和儲存訊息、不斷適應不斷變化的外部刺激和內部狀態的關鍵機制。

 

重要的是,它揭示了 TACR3 不活動引起的缺陷可以透過睪固酮給藥有效糾正,這為解決與睪固酮缺乏相關的焦慮相關挑戰的新方法帶來了希望。

 

TACR3 似乎是緩解焦慮和睪固酮的重要因素。

 

研究人員揭示了焦慮背後的複雜機制,並為包括睾酮治療在內的新療法開闢了途徑,這些療法可以改善患有性發育障礙以及相關焦慮和憂鬱的個體的生活品質。

參考文獻:

 

  1. Magdalena Natalia Wojtas, Marta Diaz-González, Nadezhda Stavtseva, Yuval Shoam, Poonam Verma, Assaf Buberman, Inbar Izhak, Aria Geva, Roi Basch, Alberto Ouro, Lucia Perez-Benitez, Uri Levy, Erika Borcel, Ángel Nuñez, Cesar Venero, Noa Rotem-Dai, Isana Veksler-Lublinsky, Shira Knafo. Interplay between hippocampal TACR3 and systemic testosterone in regulating anxiety-associated synaptic plasticityMolecular Psychiatry, 2023; DOI: 10.1038/s41380-023-02361-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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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人口破3億 濫開藥物有後遺症

2023年12月11日

【台灣醒報記者簡嘉佑綜合報導】醫師濫開憂鬱症處方藥,不僅無助於解決造成憂鬱的根本原因,也對病患身體有害、導致患者藥物成癮的負面效果!英國跨黨派組織就對此狀況呼籲,面對憂鬱症,應先加強社會性與心理性的療法,強調醫界應減少開立抗憂鬱藥物。

抗憂鬱藥物遭濫用

世界衛生組織調查顯示,全球有3億2千2百萬人受憂鬱症的困擾,佔世界總人口的4.4%。罹患憂鬱症的病患不僅會心情鬱悶,還容易感到疲憊,無法正常睡眠,狀況持續存在2週左右。

衛報》報導,這也導致服用抗憂鬱藥物的民眾人數不斷上升,例如在英國2022到2023年間,就有860萬名,較2011年增加了一倍之多。

應有替代性療法

然而,英國跨黨派組織警告,目前抗憂鬱處方量明顯增加,且無助於改善社會整體心理健康惡化的狀況。英國國民健保署前執行長克里斯普強調,憂鬱症藥物是過度醫療化的明顯案例,病患常常被開出不必、要且對身體有害的藥物,結果無法解決憂鬱症的根本原因,如孤獨、貧窮或居住環境差等。

他呼籲,成立跨黨派組織「Beyond Pills APPG」,就是要推廣替代藥物的治療方式,如社會支援或諮商療方,並協助民眾戒除抗憂鬱藥物成癮的狀況,進一步將目光放在導致民眾憂鬱的社會性因素。

抗憂鬱新藥療效未明

medscape》報導,許多抗憂鬱藥物被濫用的同時,還有不少抗憂鬱藥物的價格相當高昂,如藥物「zuranolone」的一次療程費用約16000美元,並非所有患者都能輕易負擔。

 

製藥商最初要求美國食藥署 (FDA) 批准 zuranolone 用於治療重度憂鬱症 (MDD),但卻遭到回絕。該食藥署強調,業者沒有提供實質性的有效性證據來支持批准 zuranolone 治療重度憂鬱症,最後僅允許該藥物用於治療產後憂鬱症。

鄭醫師補充:

我把英國衛報關於抗憂鬱劑過度開立的相關報導的內容翻譯摘錄出來給大家參閱:

醫學專家和政治人物在給政府的公開信中呼籲減少向英國各地人民開出的抗憂鬱藥物的用量。

這封信恰逢跨黨派議會團體「超越藥丸」的成立,該團體旨在減少所謂的英國醫療保健系統對處方藥的過度依賴。

 

該小組由國會議員丹尼·克魯格(Danny Kruger) 和英國國民醫療服務體系(NHS England) 前首席執行官奈傑爾·克里斯普(Nigel Crisp) 擔任聯合主席,該小組將結合處方藥物依賴APPG 和醫學院超越藥物運動(College of Medicine Beyond Pills Campaign) 的工作。

根據NHS 的數據,2022-23 年,英國共有860 萬名患者服用了抗憂鬱藥物,這一數字自2011 年以來幾乎翻了一番.

這封信於週二發表在《英國醫學雜誌》上,其中寫道:「抗憂鬱藥物處方量的增加與人口心理健康狀況的改善無關,根據一些衡量標準,隨著抗憂鬱藥物處方量的增加,心理健康狀況已經惡化。”

信中也表示,減少抗憂鬱藥物處方率可以透過以下措施來實現,包括停止對輕度病症開出抗憂鬱藥物處方,以及資助和提供全國24 小時處方藥物戒斷幫助熱線和網站,為新患者提供協助。出現處方藥戒斷症狀。

該協議已由健康和醫療專業人士簽署,包括 BMA 副主席 Sam Everington 教授和國際精神病藥物戒斷研究所主席 John Read 教授。

Crisp 在評論Beyond Pills APPG 的推出時表示:「近年來抗憂鬱藥物處方率很高,這是過度醫療化的一個明顯例子,患者經常被開出不必要且可能有害的藥物,而不是解決憂鬱症的根本原因。」他們遭受痛苦,例如孤獨、貧窮或住房條件惡劣。

他補充說:「Beyond Pills APPG 的推出是為了提高人們對這一公共衛生問題的認識。它將重點推廣經過驗證的藥物替代品,例如社會處方和心理療法,以及幫助人們安全戒斷這些藥物的當地服務。它將與其他人一起改變我們對健康的看法,並解決這些導致健康狀況不佳的更廣泛的社會決定因素。”

 

NHS 薩默塞特郡的 Andrew Tresidder 博士表示:「身為薩默塞特郡 NHS 的長期全科醫生和目前 NHS 薩默塞特郡藥物管理的臨床負責人,我非常歡迎 Beyond Pills APPG。雖然過去 20 年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值得歡迎,但同時,正常痛苦的醫療化卻出現了令人擔憂的增長。作為處方者,我們的目標是明智、安全地採取行動,並利用證據基礎,以避免過度處方和潛在依賴的陷阱。”

原文報導來源: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3/dec/05/experts-call-for-fewer-antidepressants-to-be-prescribed-in-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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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鬱症是世界上最常見的精神疾病之一,但目前的抗憂鬱藥物尚未滿足許多患者的需求。香港城市大學(城大)神經科學家最近發現一種小分子,能以較低劑量阻止厭惡記憶形成,從而有效緩解小鼠壓力誘發的憂鬱症狀,為未來開發抗憂鬱藥物提供了新方向。

「憂鬱症影響著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需要更有效的治療。傳統的方法,例如延遲作用的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在為許多患者取得滿意的結果方面存在局限性。迫切需要在治療方面取得開創性的進步,」何菊芳教授說,她是香港城市大學轉化神經科學講座教授。

先前的研究發現,壓力會導致大腦效價編碼系統的神經可塑性變化(「效價」指的是某件事令人愉悅或厭惡的程度),這與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和焦慮症密切相關。

此外,一些研究顯示憂鬱症與杏仁核過度活躍有關。

「然而,我們對杏仁核調控憂鬱的神經機制仍然知之甚少,」何教授說。

多年來,何教授課題組專注於記憶形成和編碼研究。

先前,他們發現膽囊收縮素(cholecystokinin,簡稱CCK)是一種關鍵的神經調節劑,對於誘導長期增強(Long-term potentiation,LTP)——神經元之間溝通強度的持久增強——以促進記憶形成至關重要。

他們還發現CCK和CCK-B受體(CCKBR是中樞神經系統中三種已知的CCK受體之一)調控聽覺皮層的神經可塑性以及視覺和聲音聯想記憶的形成,並追蹤恐懼記憶杏仁核中的形成。

其他研究發現CCKBR拮抗劑(阻斷CCK和CCK-B受體的結合,從而抑制結合的作用)在小鼠中表現出抗憂鬱作用。

因此,何教授的團隊推測,CCK 可能透過活化基底外側杏仁核(basolateral amygdala,BLA) 中的LTP 來促進嫌惡記憶的形成,BLA 是一個參與處理情緒記憶的大腦區域,被認為在憂鬱症中會失調,從而促進憂鬱症的發展。

在他們的最新研究中,他們使用各種實驗方法測試了這個假設,包括體外電生理記錄、光遺傳學操作、藥物操作和小鼠行為分析,以檢驗CCK和CCKBR在憂鬱症中的關鍵作用。

他們發現一種名為 YM022 的 CCKBR 拮抗劑透過阻斷小鼠神經可塑性引起的厭惡記憶形成而具有類似抗憂鬱作用

BLA的體外記錄結果證明,YM022 顯著抑制神經可塑性。

對照組神經可塑性誘導率達72.3%;但在藥物治療組中這一比例僅 10.2%。

此外,該團隊還進行了一系列行為測試以確定拮抗劑的功效。

結果證實,接受 CCKBR 拮抗劑治療的小鼠的憂鬱行為有所減少。

「值得注意的是,YM022在3.0 ug/kg的劑量下就顯示出抗焦慮作用,這比目前抗憂鬱藥物所需劑量低了3000倍,」何教授說。「這些結果說明CCKBR是憂鬱症治療的潛在靶點,而所選的拮抗劑YM022由於其有效劑量極小,可能是一種很好的抗憂鬱候選藥物。這為在基底外側杏仁核中觀察到異常,專門針對憂鬱症的標靶藥物開發展開新頁。” 接下來,研究團隊將重點研究CCKBR拮抗劑的精確機制和潛在副作用,為未來涉及人體的臨床試驗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 Xu Zhang, Muhammad Asim, Wei Fang, Hossain Md Monir, Huajie Wang, Kyuhee Kim, Hemin Feng, Shujie Wang, Qianqian Gao, Yuanying Lai, Jufang He. Cholecystokinin B receptor antagonists for the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via blocking long-term potentiation in the basolateral amygdalaMolecular Psychiatry, 2023; 28 (8): 3459 DOI: 10.1038/s41380-023-021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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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學院研究人員領導的一項新的基因研究發現,每晚持續睡眠少於五個小時可能會增加憂鬱症狀的風險。

從歷史上看,睡眠不佳一直被視為精神疾病的副作用,但這項研究發現睡眠與精神疾病之間的關聯更為複雜。

這項發表在《轉化精神病學》期刊上的研究分析了平均年齡 65 歲人群的數據,發現睡眠不足與憂鬱症狀的出現有關。

主要作者Odessa S. Hamilton(倫敦大學學院流行病學與衛生保健研究所)說:「我們在次優睡眠時間和憂鬱症之間存在著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困惑,它們經常同時出現,但哪個先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解決。利用對疾病的遺傳易感性,我們確定睡眠不好可能先於憂鬱症狀出現,而不是相反。”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使用了英國老化縱向研究 (ELSA) 招募的 7,146 名受試者的遺傳和健康數據,該研究是英格蘭的全國代表性人口研究。

他們發現,有較強短睡眠(每晚少於 5 小時)遺傳傾向的人在 4-12 年內更有可能出現憂鬱症狀,但具有較高憂鬱症遺傳傾向的人並不像睡眠時間短的族群造成憂鬱可能性來得那麼高

資深作者Olesya Ajnakina 博士(倫敦大學學院流行病學與衛生保健研究所以及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病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研究所)表示:「睡眠時間短和長,以及憂鬱症,是造成公共衛生負擔的主要原因。多基因評估,即個體對某種徵狀的遺傳傾向的指數,被認為是開始了解睡眠持續時間和憂鬱症狀本質的關鍵。”

研究人員利用先前的全基因組關聯研究的結果評估了 ELSA 參與者的遺傳傾向強度,這些研究發現了數千種與憂鬱症和睡眠時間不足或過長的可能性較高相關的遺傳變異。

作為調查結果穩定性的多項獨立分析的一部分,研究小組還研究了憂鬱症狀和睡眠時間之間的非遺傳關聯。

他們發現,睡眠時間不超過 5 小時的人出現憂鬱症狀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的 2.5 倍,而有憂鬱症狀的人睡眠不足的可能性是一般人的三分之一他們對可能影響結果的多種因素進行了調整,例如教育、財富、吸煙狀況、身體活動和限制長期疾病。

研究人員還發現,睡眠時間長與出現憂鬱症狀之間存在聯繫,睡眠時間超過 9 小時的參與者出現憂鬱症狀的可能性是平均睡眠 7 小時的參與者的 1.5 倍然而,4 到 12 年後,憂鬱症狀與睡眠時間延長無關,這與基因發現相符。

安德魯‧斯特普托教授(倫敦大學學院流行病學與醫療保健研究所行為科學與健康系主任)表示:「睡眠不佳和憂鬱症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而且隨著全球範圍內的人口老化現象,越來越需要更好地了解和睡眠不足和憂鬱症之間的聯繫機制”。這​​項研究為未來研究遺傳學、睡眠和憂鬱症狀的交叉點奠定了重要基礎。”

整體而言,研究參與者每晚平均睡眠七小時。研究開始時,超過 10% 的人每晚睡眠時間不足 5 小時,研究結束時這一比例上升至 15% 以上,並且被歸類為患有憂鬱症狀的參與者比例增加了約 3 個百分點, 8.75- 11.47%。

睡眠時間和憂鬱症都部分地從一代遺傳到下一代。早期的雙胞胎研究表明,憂鬱症大約有 35% 是可遺傳的,而遺傳差異佔睡眠時間差異的 40%。

在這項研究中,睡眠和憂鬱症狀的數據來自於相隔兩年進行的兩項 ELSA 調查,因為眾所周知,睡眠時間和憂鬱症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波動。

參考文獻:

  1. Odessa S. Hamilton, Andrew Steptoe, Olesya Ajnakina. Polygenic predisposition, sleep duration, and depression: evidence from a prospective population-based cohort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2023; 13 (1) DOI: 10.1038/s41398-023-0262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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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項針對中重度憂鬱症成人的隨機對照臨床試驗中,與對照組相比,參加熱瑜珈課程的人憂鬱症狀明顯減輕。

該試驗由麻省總醫院 (MGH) 的研究人員領導,該醫院是麻省總醫院 (MGB) 的創始成員,試驗結果發表在《臨床精神病學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上,證明熱瑜珈對於憂鬱症患者可能是一種可行的治療選擇。

在為期八週的試驗中,80 名參與者被隨機分為兩組:一組在105°F 的房間裡接受90 分鐘的高溫瑜珈課程,第二組被列入候補名單(候補名單上的參與者在他們的候補期後完成瑜珈介入。)分析中共有 33 位瑜珈組參與者和 32 位候補組參與者。

干預組的參與者每周至少參加兩堂瑜珈課,但整體來說,他們在八週內平均參加了 10.3 節瑜珈課。

八週後,根據臨床醫師評估的憂鬱症狀量表(IDS-CR)量表進行評估,瑜珈參與者的憂鬱症狀明顯比候補參與者(在等候期時)明顯減少

此外,調查人員還發現,59.3% 的瑜珈參與者的症狀減輕了 50% 或更多,而候補參與者的比例為 6.3%。此外,瑜珈組中 44% 的 IDS-CR 分數如此之低,換句話說他們的憂鬱症被認為已緩解,而候補組中這一比例為 6.3%。

即使只接受規定瑜珈「課程量」一半的參與者,憂鬱症狀也會減輕,這證明每週一次的熱瑜珈課程可能是有益的。

「瑜珈和基於熱量的干預措施可能會改變憂鬱症患者的治療過程,因為它提供了一種非藥物治療方法,並帶來額外的身體益處,」該研究的主要作者、瑜珈研究主任Maren Nyer 博士,同時也是馬薩諸塞州總醫院憂鬱症臨床和研究計畫以及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助理教授這麼說。

“我們目前正在進行新的研究,目的是確定每種元素——熱和瑜珈——對我們觀察到的憂鬱症臨床效果的具體貢獻。”

參與者對熱瑜珈課程給予正面評價,他們沒有經歷與介入相關的嚴重不良影響。

「未來的研究需要比較熱瑜珈和非熱瑜珈對憂鬱症的治療效果,以探討熱瑜珈治療憂鬱症是否比瑜珈更有益處,特別是考慮到全身熱療作為治療重度憂鬱症的有希望的證據,”資深作者 David Mischoulon,也是醫學博士,馬薩諸塞州總醫院憂鬱症臨床和研究項目主任這麼評論。

參考文獻:

  1. Maren B. Nyer, Lindsey B. Hopkins, Megha Nagaswami, Richard Norton, Chris C. Streeter, Bettina B. Hoeppner, Chloe E. C. Sorensen, Lisa Uebelacker, Jill Koontz, Simmie Foster, Christina Dording, Naoise Mac Giollabhui, Albert Yeung, Lauren B. Fisher, Cristina Cusin, Felipe A. Jain, Paola Pedrelli, Grace A. Ding, Ashley E. Mason, Paolo Cassano, Darshan H. Mehta, Christina Sauder, Charles L. Raison, Karen K. Miller, Maurizio Fava, David Mischoulo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of Community-Delivered Heated Hatha Yoga for Moderate-to-Severe DepressionTh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 2023; 84 (6) DOI: 10.4088/JCP.22m14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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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究發現,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適量飲酒、健康飲食、定期體力活動、健康睡眠和經常社交,同時避免吸菸和久坐行為,可以降低憂鬱症的風險。

近日發表在《自然心理健康》期刊上的研究中,包括來自劍橋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國際研究小組研究了生活方式因素、遺傳學、大腦結構以及我們的免疫和代謝系統等因素的組合,以確定潛在的機制來解釋這個連結。

據世界衛生組織稱,大約二十分之一的成年人患有憂鬱症,這種情況給全世界的公共衛生帶來了沉重負擔。影響憂鬱症發作的因素很複雜,包括生物因素和生活方式因素。

為了更好地了解這些因素與憂鬱症之間的關係,研究人員求助於英國生物銀行,這是一個生物醫學資料庫和研究資源,包含有關參與者的匿名遺傳、生活方式和健康資訊。

透過檢視近 29 萬人(其中 13,000 人患有憂鬱症)為期九年的數據,研究團隊得以確定與較低憂鬱風險相關的七個健康生活方式因素。這些曾經是:

  • 適量飲酒
  • 健康的飲食
  • 定期進行體力活動
  • 健康睡眠
  • 從不吸煙
  • 低至中度久坐行為
  • 頻繁的社交聯繫

所有這些因素中,睡個好覺(每晚七到九小時)的效果最大,可以將憂鬱症(包括單次憂鬱症發作和難治性憂鬱症)的風險降低 22%。

頻繁的社交連結通常可以降低 18% 的憂鬱風險,是預防憂鬱症復發的最佳保護措施

適量飲酒可使憂鬱風險降低 11%,健康飲食可降低 6%,規律體能活動可降低 14%,從不吸菸可降低 20%,中度久坐行為可降低 13%。

根據個人堅持的健康生活方式因素的數量,他們被分配到三組之一:不良生活方式、中等生活方式和良好生活方式。與生活方式不利的人相比,中間組的人患憂鬱症的可能性降低了 41% 左右,而生活方式良好的人患憂鬱症的可能性降低了 57%。

然後,研究小組檢查了參與者的 DNA,為每個人分配了遺傳風險評分。此評分是根據個體攜帶的已知與憂鬱症風險相關的遺傳變異數量。與得分最高的人相比,遺傳風險得分最低的人患憂鬱症的可能性要低 25%,這一影響比生活方式的影響要小得多。

研究小組進一步發現,在患有憂鬱症的高、中、低遺傳風險的人群中,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降低憂鬱症的風險這項研究強調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對於預防憂鬱症的重要性,無論一個人的遺傳風險如何。

劍橋大學精神病學系的芭芭拉·薩哈基安(Barbara Sahakian) 教授表示:「雖然我們的DNA(我們所掌握的遺傳之手)會增加我們患憂鬱症的風險,但我們已經證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可能更重要。

「其中一些生活方式因素是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因此嘗試找到改善它們的方法 - 例如,確保我們睡個好覺並出去見朋友 - 可能會對我們的生活產生真正的影響人們的生活。”

為了了解為什麼健康的生活方式可以降低憂鬱症的風險,研究小組研究了許多其他因素。

 

首先,他們檢查了近 33,000 名參與者的 MRI 腦部掃描,發現大腦的許多區域的體積較大(更多的神經元和連接)與健康的生活方式有關。這些包括蒼白球、丘腦、杏仁核和海馬體。

 

接下來,研究小組在血液中尋找顯示免疫系統或新陳代謝(我們如何處理食物和產生能量)問題的標記。在這些與生活方式相關的標記物中,有 C 反應蛋白(一種體內因應對壓力而產生的分子)和三酸甘油酯(身體用來儲存能量以備後用的主要脂肪形式之一)。

 

這些聯繫得到了許多先前研究的支持。例如,生活中的壓力會影響我們調節血糖的能力,這可能會導致免疫功能惡化,並加速體內細胞和分子與年齡相關的損害身體活動不良和睡眠不足會損害身體應對壓力的能力。研究發現,孤獨和缺乏社會支持會增加感染風險並增加免疫缺陷的跡象

 

研究團隊發現,從生活方式到免疫和代謝功能的途徑是最重要的。換句話說,不良的生活方式會影響我們的免疫系統和新陳代謝,從而增加我們罹患憂鬱症的風險

 

同樣來自劍橋大學精神病學系的克里斯特爾·蘭利博士說:「我們習慣於認為健康的生活方式對我們的身體健康很重要,但它對我們的心理健康也同樣重要。這對我們的健康有益。”我們的大腦健康和認知,而且還間接地促進更健康的免疫系統和更好的新陳代謝。”

 

復旦大學和華威大學的馮劍鋒教授補充說:「我們知道憂鬱症最早可以在青春期或成年早期開始,因此應該從學校開始教育年輕人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及其對心理健康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Yujie Zhao, Liu Yang, Barbara J. Sahakian, Christelle Langley, Wei Zhang, Kevin Kuo, Zeyu Li, Yihan Gan, Yuzhu Li, Yang Zhao, Jintai Yu, Jianfeng Feng, Wei Cheng. The brain structure, immunometabolic and genetic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lifestyle and depressionNature Mental Health, 2023; DOI: 10.1038/s44220-023-0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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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學院(UCL) 倫敦大學研究人員領導的一項新研究發現,對於65 歲及以上的人來說,擁有一項愛好可以減少憂鬱症狀,提高幸福感、自我報告的健康水準和生活滿意度,這一點在三大洲16 個國家都是如此。

這項研究發表在《自然醫學》期刊上,目的在了解興趣愛好的好處在不同的國家環境中是否一致,並研究了93,263 名65 歲或以上的人的數據,這些人參加了的五項現有世代研究分別來自來自英國、日本、美國、中國和12個歐洲國家。

通過分析參與者四到八年的數據,研究人員發現,擁有一項愛好也與隨後憂鬱症狀的減少以及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的增加有關,這說明可能存在因果效應,儘管作為一項觀察性研究,但仍值得參考。

在調整伴侶關係狀況、就業和家庭收入等其他因素後,這些結果仍然存在。

研究發現,擁有一項愛好的好處是相對普遍的,各國之間只有很小的差異。

主要作者Karen Mak 博士(倫敦大學學院流行病學與保健研究所)表示:“我們的研究證明,興趣愛好具有保護老年人免受與年齡相關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下降的潛力。這種潛力在許多國家和文化環境中都是一致的。

“在這四種結果中,生活滿意度與興趣愛好的參與度關係最為密切。興趣愛好可能通過多種機制促進我們晚年的生活滿意度,包括感覺對我們的思想和身體的控制、找到生活的目標以及感覺自己有能力處理日常問題。

“理論研究說明,興趣愛好和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可能是雙向的——心理健康狀況較好的人可能更有可能養成一項愛好,而堅持一項愛好可能有助於我們保持更高的生活滿意度

“我們的研究還支持政策制定者促進老年人培養愛好,以此作為增強他們的福祉和健康的一種方式。”

愛好被定義為人們在閒暇時間為了娛樂而進行的活動,範圍可能包括志工服務或加入俱樂部、閱讀、園藝、比賽以及藝術和手工藝。

研究人員發現,不同國家表示自己有愛好的人比例差異很大,西班牙 51% 的研究參與者表示自己有愛好,而丹麥的這一比例為 96%,瑞典為 95.8%,瑞士為 94.4%。

中國的愛好參與度最低,為 37.6%,但研究人員警告說,中國的受訪者只被問及社交愛好,而不是一般愛好。

在預期壽命和國民幸福水準較高的國家中,有更多的人表示有自己的愛好,而且這些國家的幸福感與愛好之間的聯繫也更強。

這五項世代研究是:英國老齡化世代研究(ELSA)、日本高齡評估研究(JAGES)、美國健康與退休研究(HRS)、歐洲健康、高齡化與退休調查(SHARE)以及中國健康和退休世代研究(CHARLS)。在 ELSA、JAGES 和 HRS 中,參與者被問及愛好,但沒有定義這個詞;高齡化與退休調查(SHARE)以及中國健康和退休世代研究(CHARLS)中,參與者被問及是否有特定的愛好。

該研究得到了惠康、國家藝術基金會、比利時國家科學基金和日本學術振興會的支持。

參考文獻:

  1. Hei Wan Mak, Taiji Noguchi, Jessica K. Bone, Jacques Wels, Qian Gao, Katsunori Kondo, Tami Saito, Daisy Fancourt. Hobby engagement and mental wellbeing among people aged 65 years and older in 16 countriesNature Medicine, 2023; DOI: 10.1038/s41591-023-025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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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研究人員在一項為期八年的追踪研究中,對 2000 多名居住在社區的老年人進行了追踪研究,他們表示,他們獲得了重要的新證據,證明嗅覺下降與晚年憂鬱症風險之間有關。

他們的研究結果於 6 月 26 日發表在《高齡期刊:醫學科學》(Journal of Gerontology: Medical Sciences)上,並沒有證明嗅覺喪失會導致憂鬱,但發現它可以作為整體健康和福祉的有效指標。

“我們多次發現,嗅覺差可能是阿茲海默症和巴金森症等神經退化性疾​​病以及死亡風險的早期預警信號。這項研究強調了嗅覺與憂鬱症狀的關聯,”Vidya Kamath博士 說,他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副教授。“此外,這項研究探討了可能影響嗅覺和憂鬱之間關係的因素,包括認知不良和發炎。”

該研究使用了聯邦政府一項稱為健康、老化和身體成分研究 (Health ABC) 的研究中收集的 2,125 名參與者的數據。該世代由 1997-98 年八年研究期開始時年齡在 70-73 歲的健康老年人組成。研究開始時,參與者在步行 0.25 英里、爬 10 級台階或進行正常活動方面沒有表現出任何困難,並且每年進行一次親自評估,每六個月進行一次電話評估。測試包括檢測某些氣味的能力、憂鬱症和行動能力評估。

1999 年,首次測量嗅覺時,48% 的參與者表現出正常的嗅覺,28% 的參與者表現出嗅覺下降,稱為嗅覺減退,24% 的參與者嚴重喪失嗅覺,稱為嗅覺喪失。嗅覺較好的參與者往往比那些報告嚴重喪失或嗅覺減退的參與者更年輕。在追蹤過程中,25% 的參與者出現了明顯的憂鬱症狀。經過進一步分析,研究人員發現,與嗅覺正常組相比,嗅覺減少或顯著喪失的個體在追蹤期中出現明顯憂鬱症狀的風險更高。嗅覺較好的參與者往往比那些報告嚴重喪失或嗅覺減退的參與者更年輕。

研究人員還確定了研究組中的三種憂鬱症狀“軌跡”:穩定的低度、穩定的中度和穩定的高度憂鬱症狀。嗅覺較差與參與者陷入中度或高度憂鬱症狀組的機會增加有關,這意味著一個人的嗅覺越差,其憂鬱症狀就越嚴重。在調整了年齡、收入、生活方式、健康因素和抗憂鬱劑的使用後,這些發現仍然存在。

 “失去嗅覺會影響我們健康和行為的許多方面,例如感知變質的食物或有毒氣體,以及飲食享受。現在我們發現,它也可能是您健康出現問題的重要脆弱性指標。”卡馬斯說。“氣味是我們與周圍世界互動的重要方式,這項研究證明它可能是晚年憂鬱症的警告信號。”

人類的嗅覺是兩種化學感覺之一。它通過位於鼻子中的特殊感覺細胞(稱為嗅覺神經元)發揮作用。這些神經元有一種氣味受體;它捕捉我們周圍物質釋放的分子,然後將其轉發給大腦進行解釋。這些氣味分子的濃度越高,氣味就越強烈,不同的分子組合會產生不同的感覺。

氣味在大腦的嗅球中進行處理,據信嗅球與杏仁核、海馬體和其他調節記憶、決策和情緒反應的大腦結構密切相互作用。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人員表示,他們的研究證明,嗅覺和憂鬱可能通過生物機制(例如,血清素濃度改變、腦容量變化)和行為機制(例如,社交功能和食慾下降)聯繫起來。

研究人員計劃在更多的老年人群體中復制他們的研究結果,並檢查個體嗅球的變化,以確定該系統在被診斷為憂鬱症的人中是否確實發生了改變。他們還計劃研究氣味是否可以用於干預策略,以降低晚年憂鬱症的風險。

參考文獻:

 

  1. Vidyulata Kamath, Kening Jiang, Kevin J Manning, R Scott Mackin, Keenan A Walker, Danielle Powell, Frank R Lin, Honglei Chen, Willa D Brenowitz, Kristine Yaffe, Eleanor M Simonsick, Jennifer A Deal. Olfactory Dysfunction and Depression Trajectories i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2023; DOI: 10.1093/gerona/glad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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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憂鬱症是導致健康不良和殘疾的主要原因。超過 2.64 億人受到影響,至少 25% 的女性和 15% 的男性在一生中的某個時刻經歷過需要治療的憂鬱症。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在討論避孕藥可能對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導致憂鬱症的可能性。儘管許多女性因為影響情緒而選擇停止使用避孕藥,但直到現在,研究得出的結果並不明確。這項研究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範圍最廣的研究之一,追踪了來自英國生物銀行的超過 25 萬名女性從出生到更年期的情況。

研究人員收集了有關女性使用避孕藥的數據、她們首次被診斷患有憂鬱症的時間以及她們在未得到診斷的情況下首次出現憂鬱症狀的時間。所研究的避孕方法是綜合避孕藥,其中含有孕激素,一種類似於激素黃體酮的化合物和雌激素。孕激素阻止排卵並使子宮頸粘液變稠以防止精子進入子宮,而雌激素則使子宮內膜變薄以阻礙受精卵著床。

烏普薩拉大學免疫學、遺傳學和病理學系的研究人員之一 Therese Johansson 說:“儘管避孕對女性有很多好處,但醫生和患者都應該了解這項研究和之前研究中發現的副作用。”領導研究。

根據這項研究,在青少年時期開始使用避孕藥的女性出現憂鬱症狀的機率要高出 130%,而成年服用者的相應增幅為 92%。

“避孕藥對青少年的強大影響可歸因於青春期引起的荷爾蒙變化。由於該年齡段的女性已經經歷了顯著的荷爾蒙變化,因此她們不僅可以更容易接受荷爾蒙的變化,還可以接受其他生活經歷, “約翰遜說。

研究人員還能夠看到,當女性在頭兩年後繼續使用避孕藥時,憂鬱症發病率的增加有所下降。然而,即使在停止使用避孕藥後,服用避孕藥的青少年患憂鬱症的機率仍然增加,這在成年服用避孕藥的人中沒有觀察到。

“需要強調的是,大多數女性都能很好地耐受外來激素,不會對她們的情緒產生負面影響,因此複方避孕藥對許多女性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避孕藥可以讓女性避免意外懷孕,還可以預防影響健康的疾病女性,包括卵巢癌和子宮癌。但是,某些女性在開始使用避孕藥後可能會增加患憂鬱症的風險。”

該研究的結果證明,醫療保健專業人員需要更加了解身體不同系統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例如憂鬱症和避孕藥的使用。研究人員得出結論,對於護理提供者來說,重要的是要告知正在考慮使用避孕藥的女性憂鬱症的潛在風險是藥物的副作用。

“由於我們在這項研究中只研究了複方避孕藥,我們無法得出關於其他避孕選擇的結論,例如迷你藥丸、避孕貼、激素螺旋、陰道環或避孕棒。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計劃檢查不同的配方和管理方法。我們比較不同避孕方法的目的是為女性提供更多訊息,幫助她們就避孕選擇做出明智的決定,”約翰遜說。

參考文獻:

  1. T. Johansson, S. Vinther Larsen, M. Bui, W. E. Ek, T. Karlsson, Å. Johansson.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 of oral contraceptive use and risk of depressionEpidemiology and Psychiatric Sciences, 2023; 32 DOI: 10.1017/S20457960230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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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大利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呼籲將運動作為控制憂鬱症的主要方法,因為一項新研究證實,體能運動的療效是心理諮詢或主要藥物治療的 1.5 倍。

該評論於今年2月發表在英國運動醫學期刊上,是迄今為止最全面的評論,包括 97 篇評論、1039 項試驗和 128,119 名參與者。這說明體能運動對改善憂鬱、焦慮和痛苦的症狀極為有益。

具體而言,該審查發現,持續 12 週或更短的運動干預措施在減少心理健康症狀方面最有效,突顯了身體活動可以產生變化的速度。

憂鬱症患者、孕婦和產後婦女、健康人以及被診斷患有 HIV 或腎臟病的人受益最大。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全世界每八個人中就有一個(9.7 億人)患有精神障礙。精神健康不佳每年給世界經濟造成約 2.5 萬億美元的損失,預計到 2030 年將增加到 6 萬億美元。在澳大利亞,估計有五分之一的人(16-85 歲)在過去 12 個月內經歷過精神障礙。

南澳大學首席研究員 Ben Singh 博士表示,必須優先考慮體能運動,以更好地管理日益增多的心理健康問題。

 “眾所周知,身體活動有助於改善心理健康。然而,儘管有證據證明,它還沒有被廣泛用作首選治療方法,”辛格博士說。

“我們的審查發現,身體活動干預可以顯著減輕所有臨床人群的憂鬱和焦慮症狀,某些族群表現出更大的改善跡象。

“較高強度的運動對憂鬱和焦慮有更大的改善,而與短時間和中間時間長度相比,持續時間較長的效果較小。

“我們還發現,所有類型的身體活動和運動都是有益的,包括步行、重量訓練、彼拉提斯和瑜伽等有氧運動。

“重要的是,研究發現,不需要太多的運動就能對你的心理健康產生積極的改變。”

UniSA 的高級研究員 Carol Maher 教授說,這項研究首次評估了所有類型的體育活動對所有成年人的憂鬱、焦慮和心理困擾的影響

“將這些研究作為一個整體來檢查是一種有效的方法,可以讓臨床醫生輕鬆理解支持身體活動管理精神健康障礙的大量證據。

“我們希望這次審查將強調身體活動的必要性,包括結構化的運動干預,作為控制憂鬱和焦慮的主要方法。”

參考文獻:

  1. Ben Singh, Timothy Olds, Rachel Curtis, Dorothea Dumuid, Rosa Virgara, Amanda Watson, Kimberley Szeto, Edward O'Connor, Ty Ferguson, Emily Eglitis, Aaron Miatke, Catherine EM Simpson, Carol Maher. Effectiveness of physical activity interventions for improving depression, anxiety and distress: an overview of systematic reviews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2023; bjsports-2022-106195 DOI: 10.1136/bjsports-2022-106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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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鼠和人類的實驗中,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研究人員領導的一個團隊表示,他們已經確定了一種影響腸道微生物組的特殊腸道免疫細胞,這反過來可能會影響與壓力引起的疾病(如憂鬱症)相關的大腦功能。針對腸道中這些免疫細胞調節的變化,使用藥物或其他療法,可能會帶來治療憂鬱症的新方法。

 

該研究結果於 2023 年 3 月 20 日發表在《自然免疫學》期刊上。

 

“我們的研究結果強調了腸道 γ δ T 細胞(γδ T 細胞)在改變心理壓力反應方面以前未被認識到的作用,以及免疫細胞表面發現的一種稱為 dectin-1 的蛋白質受體的重要性,治療壓力誘發行為的潛在治療靶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教授、該研究的資深作者 Atsushi Kamiya 博士說。

 

Dectin-1 與某些抗原或蛋白質結合,向免疫細胞發出信號以特定方式活化。研究人員說,這種受體可能與小鼠結腸中的微生物組改變和免疫發炎反應有關,這證明​​它可能透過腸道免疫系統中的 γδ T 細胞參與壓力反應。

 

根據之前證實腸道免疫發炎反應與憂鬱症相關的研究,Kamiya 和他的團隊設計了實驗,重點是了解腸道微生物群失衡所產生的壓力誘導行為——在特定的微生物群中發現的微生物類型環境,如細菌、真菌和病毒。

 

為此,該團隊研究了慢性社交障礙壓力 (chronic social defeat stressCSDS) 對小鼠腸道微生物群的影響。CSDS 是一種標準的囓齒動物測試,用於研究壓力引起的疾病,例如憂鬱症。在一系列實驗中,研究人員模擬了人類環境中類似反應的潛在壓力誘導環境。每次暴露後,對小鼠進行評估並將其歸類為壓力恢復型(壓力不會減少社交互動)或壓力敏感型(壓力增加社交迴避)。

 

 

 

然後收集糞便樣本並進行基因分析,以確定小鼠腸道微生物群中細菌的多樣性。分析證明,與壓力恢復小鼠相比,壓力敏感小鼠的腸道生物多樣性較低特別發現,與抗壓小鼠相比,對壓力敏感的小鼠體內的約氏乳桿菌 (L. johnsonii)(一種益生菌)較少。

 

“我們發現壓力增加了 γδ T 細胞,這反過來又增加了社交迴避,”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和行為科學助理教授、該研究的主要作者朱曉蕾博士說。 . “然而,當壓力小鼠被給予約氏乳桿菌時,社交迴避減少並且 γδ T 細胞達到正常濃度,這證實 CSDS 誘導的社交迴避行為可能是較低濃度的細菌和 γδ T 細胞變化的結果。 “

 

為了尋找預防以某種方式根植於腸道的憂鬱症的潛在自然方法,研究人員探索了 dectin-1 對 CSDS 誘導的 γδ T 細胞升高的變化如何對 pachyman 作出反應。pachyman 是一種從野生蘑菇中提取的化合物,在東方醫學中被用作天然抗發炎和治療憂鬱症。在這個實驗中,老鼠被餵食了一定劑量的 pachyman,這在之前的研究中被證明會影響免疫功能。來自流式細胞術分析( flow cytometry analysis)的數據——一種用於測量細胞群物理和化學特徵的技術——提供了證據證明 dectin-1 與 pachyman 結合,抑制 CSDS 誘導的 γδ17 T 細胞活性並緩解社交迴避行為。

 

為了深入了解腸道微生物群的改變如何影響人類大腦,研究人員調查了患有重度憂鬱症 (MDD) 的人與沒有 MDD 的人的腸道生物組成。從 2017 年 6 月到 2020 年 9 月,在日本東京的昭和大學烏山醫院、慶應義塾大學醫院和駒野醫院招募了 66 名年齡在 20 歲或以上的參與者。在研究參與者中,32 人患有 MDD(17 名女性和 15 名男性)。其他 34 名沒有 MDD 的參與者(18 名女性和 16 名男性)組成了對照組。

 

從所有研究參與者收集糞便樣本,他們進行了綜合評估,包括精神病史和憂鬱症和焦慮症的標準篩檢評估。在這些評估中,分數越高表明憂鬱症狀越嚴重。糞便樣本的遺傳分析顯示,患有 MDD 的受試者和對照組的腸道細菌多樣性沒有差異然而,研究人員表示,乳酸菌的相對豐富度與 MDD 組較高的憂鬱和焦慮評分呈負相關,這意味著腸道中發現的乳酸菌越多,憂鬱和焦慮的可能性就越低。

 

“儘管小鼠和人類之間的腸道微生物群存在差異,但我們的研究結果證明,腸道中乳酸菌的數量可能會影響壓力反應以及憂鬱和焦慮的發作,”Kamiya 說。

 

研究人員說,需要更多的研究來進一步了解腸道免疫系統中的 γδ T 細胞如何影響大腦的神經功能,以及 dectin-1 在壓力條件下沿著腸-腦連接的其他細胞類型中的作用。

 

“這些早期研究結果證實,除了益生菌補充劑之外,將藥物瞄準腸道免疫系統中的此類受體可能會產生新的方法來預防和治療壓力引起的精神症狀,例如憂鬱症,”Kamiya 說。

鄭醫師補充:

腸腦軸在過去十餘年,已被許多研究證實的確存在,然而確切影響的機制仍無定論,這篇研究藉由壓力、腸道免疫及腸道菌叢多樣性的探討,讓人一目了然,因此建議有情緒困擾及腸道功能障礙或是症狀的人,不妨透過功能醫學相關檢測深入了解自己腸道功能的缺失,針對缺失來個別調整,應能對精神症狀的緩解有一定的療效。

參考文獻:

  1. Zhu, X., Sakamoto, S., Ishii, C. et al. Dectin-1 signaling on colonic γδ T cells promotes psychosocial stress responsesNat Immunol, 2023 DOI: 10.1038/s41590-023-014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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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立哌唑(Aripiprazole,原廠商品名為Abilify,大塚安立復)最初於 2002 年被 FDA 批准用於治療思覺失調症(精神分裂症),但也已以較低劑量用於對單獨抗憂鬱藥物無反應的年輕患者的臨床憂鬱症的附加治療。

新發現於 3 月 3 日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同日將由首席研究員兼華盛頓大學精神病學系主任 Eric J. Lenze 博士及其同事在年度美國老年精神病學協會在新奧爾良召開的會議。

許多患有臨床憂鬱症的人對用於治療該病症的藥物沒有反應。因此,一些醫生為了找到一種有效的藥物而將這些患者換成不同的抗憂鬱藥,而其他醫生可能會開出另一類藥物以查看聯合用藥是否有幫助。

這兩種策略都被專家推薦為患有難治型憂鬱症的老年人的選擇。然而,這項新研究旨在幫助確定哪種策略最有效。研究結果顯示,用阿立哌唑增強抗憂鬱藥物可以幫助 30% 的難治型憂鬱症患者,相比之下,只有 20% 的患者改用另一種單獨的抗憂鬱劑。

“通常情況下,除非患者對憂鬱症的第一次治療有反應,否則醫生會遵循一種模式,他們會嘗試一種接一種的治療,直到找到有效的藥物為止,”Wallace and Lucille Renard 教授和該研究的通訊作者 Lenze 說。 . “如果有一個我們可以依靠的實證策略來幫助患者盡快感覺好轉,這將是有益的。我們發現添加阿立哌唑可以提高憂鬱症的緩解率和心理健康的更大改善——這意味著患者感覺如何積極和滿意——這是個好消息。然而,即使是這種方法也只幫助了研究中約 30% 的難治型憂鬱症患者,這證實需要找到和開發更有效的治療方法來幫助更多人.

難治型憂鬱症在老年人中並不比年輕人更常見,但由於它似乎會加速認知能力下降,因此確定更有效的治療方法非常重要。

 

Lenze 與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匹茲堡大學和多倫多大學的同事一起研究了 742 名年齡在 60 歲及以上的難治型憂鬱症患者,這意味著他們的憂鬱症對至少兩種不同的抗憂鬱藥物沒有反應。

研究人員評估了臨床實踐中常用的策略,以幫助緩解老年患者的難治型憂鬱症,並將研究設計為具有兩個不同的階段。在第一階段,619 名患者被隨機分為三組,每名患者都在服用百憂解、Lexapro 或 Zoloft 等抗憂鬱藥。在第一組中,患者繼續服用每人已經服用的任何抗憂鬱藥,但也接受藥物阿立哌唑 (Abilify)。第二組也繼續服用抗憂鬱藥,但添加了威博雋(品牌名稱為 Wellbutrin 或 Zyban),第三組逐漸減少了各自服用的抗憂鬱藥,並完全改用威博雋

在 10 週的過程中,參與者每兩週接到研究臨床醫生的電話或親自訪視。在這些訪視中,藥物根據個體患者的反應和副作用進行了調整。研究人員發現,總體結果最好的一組是患者繼續使用原來的抗憂鬱藥但添加了阿立哌唑的一組。

研究人員還預計,研究中的一些人不會對各種治療產生反應,因此他們增加了第二階段,其中包括 248 名參與者。在此階段,服用百憂解、Lexapro 和 Zoloft 等抗憂鬱藥的患者接受鋰鹽或去甲替林(nortriptyline,傳統抗憂鬱劑)治療——這些藥物在其他較新的抗憂鬱藥獲批 20 多年前就已廣泛使用。該研究第二階段的憂鬱緩解率很低,約為 15%。將鋰增強與改用去甲替林進行比較時,看不出療效反應。

“那些較舊的藥物也比新的治療方法更複雜一些,”Lenze 解釋說。“例如,鋰鹽需要進行血液檢測以確保其安全性,建議服用去甲替林的患者定期接受心電圖以監測心臟的電生理。由於鋰鹽和去甲替林均無希望對抗老年人的難治型憂鬱症,因此這些藥物是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太可能有幫助。”

但即使是最好的治療策略——在抗憂鬱藥中加入阿立哌唑——對許多患有難治型憂鬱症的老年患者來說也沒有明顯成功

 

“這確實凸顯了我們領域中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資深作者、亞利桑那大學圖斯康醫學院精神病學系教授兼主席、醫學博士 Jordan F. Karp 說。“任何給定的治療都可能只對一小部分人有幫助,理想情況下,我們想提前知道誰最有可能得到幫助,但我們仍然不知道如何確定這一點。

Lenze 強調,總體而言,抗憂鬱藥對大多數患有臨床憂鬱症的人有幫助。有一半的憂鬱症患者在開始服用他們嘗試的第一種藥物後感覺好些。幾乎一半的其他人在第一種藥物沒有幫助的情況下改用第二種藥物後會有所改善,但仍留下了相當大的臨床憂鬱症組,他們對兩種治療都沒有反應

這個問題在老年人中尤其困難,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在服用多種藥物治療其他疾病,如高血壓、心臟病或糖尿病,”Lenze 說。“因此,每隔幾週換用新的抗憂鬱藥或添加其他精神藥物可以變得複雜。此外,由於老年人的憂鬱和焦慮可能會加速認知能力下降,因此迫切需要找到更有效的治療策略。

他補充說:“在這個人群中,肯定有一些東西讓憂鬱症更難治療,隨著我們社會的高齡化,這個族群只會不斷增加。”

鄭醫師補充:

看到以上文章,就會知道關於憂鬱症治療,藥物治療有一半患者可能不是那麼適用。尤其是年長者,一旦出現藥物反應不佳時,更讓醫者擔心,因為治療最好搶時間,否則再療效出現前,患者的認知功能已開始退化,而這些退化最怕是不可逆的。

最理想的治療就是客製化,客製化需要完整的身體功能評估及檢查,功能醫學針對憂鬱症的患者,可以做完整的體質了解及分析,針對體質產生的症狀,透過相關營養、賀爾蒙、發炎、腸道、毒素、能量系統及壓力的調整,做最符合當事人症狀調整的直接改善。

難治型的憂鬱症,有不少是屬於甲基化偏高的患者,這些患者若服用抗憂鬱劑,症狀往往會更惡化,而抗精神病藥物可以降甲基化,這可以解釋為何有些難治型憂鬱症患者會對這種治療有所反應。甲基化是否偏高可透由相關檢測來確認,確認後不管是營養調整或是藥物治療,方向都會比較明確,提醒大家留意。

參考文獻:

  1. Eric J. Lenze, Benoit H. Mulsant, Steven P. Roose, Helen Lavretsky, Charles F. Reynolds, Daniel M. Blumberger, Patrick J. Brown, Pilar Cristancho, Alastair J. Flint, Marie A. Gebara, Torie R. Gettinger, Emily Lenard, J. Philip Miller, Ginger E. Nicol, Hanadi A. Oughli, Vy T. Pham, Bruce L. Rollman, Lei Yang, Jordan F. Karp. Antidepressant Augmentation versus Switch in Treatment-Resistant Geriatric Depression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23; DOI: 10.1056/NEJMoa220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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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人處於壓力之下時,伸出手去支持他總是一個好主意。一項新的研究證實,對於基因使然使他們更容易罹患憂鬱症的人來說,支持可能尤為重要。

該研究顯示了社會支持在一般情況下緩解憂鬱症症狀風險的重要性,使用來自壓力下兩個截然不同的人群的數據:接受最激烈培訓的新進醫生和配偶最近去世的老年人。

最大的影響出現在那些基因變異最多的人身上,這些變異會增加憂鬱症罹患的風險。

該論文使用一種稱為多基因風險評分的遺傳風險衡量標準,該評分基於數十年來關於特定基因中哪些微小變異與憂鬱症風險相關的研究。

與研究中憂鬱症多基因風險評分較低的個體相比,風險評分較高的醫生和寡婦在失去社會支持後罹患憂鬱症的機率更高,但在壓力大的時候獲得社會支持時患抑鬱症的機率也較低。

這項由密歇根大學團隊發表在《美國精神病學期刊》上的研究證明,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來將社會支持瞄準那些最能受益的人。

 

基因、壓力和社會關係

“我們的數據顯示,在這些壓力時期個人獲得的社會支持程度存在很大差異,以及它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第一作者 Jennifer Cleary 說,她是密西根大學心理學博士生,正在與資深作者 Srijan 一起進行研究Sen, MD, Ph.D.,密西根大學醫學院。“我們希望這些發現,包括遺傳風險評分以及社會支持和憂鬱症狀的測量,闡明基因與環境的相互作用,特別是社會聯繫在憂鬱風險中的重要性。”

艾森伯格家庭憂鬱症中心主任兼精神病學和神經科學教授森補充說,即使基因研究揭示了更多與憂鬱易罹患相關的 DNA 變異,了解這種變異如何導致憂鬱症也至關重要。

他說:“進一步了解與對失去社會支持、睡眠不足、工作壓力過大和其他風險因素的敏感性相關的不同基因特徵,可以幫助我們制定個性化的憂鬱症預防指南。” “與此同時,這些發現再次證實了社會關係、社會支持和個人對社會環境的敏感性是幸福和預防憂鬱症的重要因素。”

不同的人群,相似的模式

這項新研究使用了兩項長期研究的數據,這兩項研究都從參與個體的人群中獲取遺傳、情緒、環境和其他數據。

 

一項是實習醫師健康研究,該研究在美國及其他地區招募第一年住院醫師(也稱為實習醫師),由 Sen 指導。

另一個是健康與退休研究,設在密歇根大學社會研究所,由國家高齡化研究所資助。

這篇新論文的數據來自全國各地醫院接受培訓的 1,011 名實習醫師,其中近一半是女性,以及 435 名最近喪偶的人,其中 71% 是女性,這些人的數據來自其配偶去世前後進行的調查.

在實習生中,正如 Sen 和他的團隊在之前的工作中所表明的那樣,在緊張的培訓年中,包括長時間和不規律的工作時間——通常是在遠離朋友和家人的環境中——憂鬱症狀急劇增加 (126%)。

在寡婦和鰥夫中,憂鬱症狀比喪偶前的分數增加了 34%。這與過去的研究相關,證實失去配偶可能是一個人生活中最大的壓力源之一,Cleary 說。

交叉效應

然後,研究人員將憂鬱症狀的發現與每個人的憂鬱症多基因風險評分,以及他們對與朋友、家人和其他社會支持者的關係問題的個人回答結合在一起。

大多數實習醫師在實習前就失去了社會支持——這與離開他們醫學院的地方去一個他們可能不認識任何人的新環境的共同經歷非常吻合。

多基因風險得分最高且失去社會支持的實習醫師在壓力較大的實習年後期的憂鬱症狀測量中得分最高。

然而,那些獲得社會支持的具有相同高程度遺傳風險的人的憂鬱症狀要低得多。事實上,無論他們的社會支持發生什麼變化,它甚至低於具有低遺傳風險的同齡人。研究人員稱此為“交叉效應”。

與實習醫師不同,一些喪偶的人報告說,在失去配偶後,社會支持有所增加,這可能是因為朋友和家人伸出援助之手或只是傾聽。

但交叉效應在他們身上也很明顯。與具有相似遺傳風險但在失去配偶後失去社會支持的同齡人相比,獲得社會支持的具有憂鬱症高遺傳風險的寡婦的憂鬱症狀增加要小得多。

也有一些寡婦失去了社會支持或沒有經歷過支持的變化,但其憂鬱症狀沒有改變。Cleary 指出,在未來的研究中,重要的是要根據他們可能為患有長期疾病的配偶所做的任何護理來審視這個群體的病史。

該團隊還希望其他研究人員能夠在其他人群中研究遺傳風險、壓力和社會支持之間的相同相互作用。

同時,Cleary 和 Sen 說,給任何經歷壓力時期或看到朋友或親戚經歷壓力時期的人的訊息是伸出援手,維持或加強社會聯結。

他們指出,這樣做對承受壓力的人和向他們伸出援手的人都有好處。

降低人們面臨的持續壓力程度,無論是在工作、學校、個人失落還是在家庭情況下,都是至關重要的。

儘管這項研究沒有考察專業心理健康幫助的作用,但對於那些患有憂鬱症或其他心理健康問題的人來說,個人和團體治療是一個重要的選擇。

注意:該研究中使用的多基因風險評分經過驗證主要用於歐洲血統的人,這限制了將研究結果推廣到其他背景的人的能力。Sen 指出,正在使用實習醫師健康研究和健康與退休研究的數據進行額外的工作,以根據其他人群(包括東亞和非洲人後裔)的憂鬱症相關遺傳特徵開發多基因風險評分。

除了 Cleary 和 Sen,該研究的作者還有密歇根大學的 Yu Fang、MSE、Laura B. Zahodne 博士、Amy SB Bohnert 博士和 Margit Burmeister 博士。Zahodne、Bohnert 和 Burmeister 是艾森伯格家庭憂鬱症中心的成員;Sen 和 Burmeister 是密歇根神經科學研究所的成員;Sen 和 Bohnert 是密歇根大學醫療保健政策與創新研究所的成員。

該研究由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 (MH101459) 和國家兒童健康與發展研究所 (HD007109) 資助。

參考文獻:

  1. Jennifer L. Cleary, Yu Fang, Laura B. Zahodne, Amy S.B. Bohnert, Margit Burmeister, Srijan Sen. Polygenic Risk and Social Support in Predicting Depression Under Stress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2023; DOI: 10.1176/appi.ajp.211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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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運動可以明顯改善青少年的憂鬱症狀 

— 研究證實,13 歲及以上已被診斷出患有精神疾病的青少年獲益最多

根據對臨床試驗的系統回顧和綜合分析,身體活動有助於緩解青少年的憂鬱症狀。

Parco M. Siu 博士領導的研究團隊發現,與對照組相比,體育活動組的成員顯著有助於減輕憂鬱症狀,呈現校正後的改善效應(g = -0.29,95% CI -0.47 至 -0.10,P =0.004)。

該小組在JAMA Pediatrics上報告說,在所有研究中,身體活動在減少憂鬱症狀方面的好處導致需要治療的人數為 6在新標籤頁或窗口中打開.

 

但似乎需要堅持體育鍛鍊才能獲得這些好處。在觀察干預後平均 21 週的追蹤結果的四項研究中,憂鬱症狀的顯著差異消失了(g = -0.39,95% CI -1.01 至 0.24,P =0.14)。然而,Siu 的團隊表示,這“可能是由於具有後續結果的研究數量有限”。

 

在二次分析中,研究人員發現某些因素可以準確預測誰將從身體活動中獲得最大的心理健康益處。例如,13 歲及以上的青少年(與 13 歲以下的兒童相比)、患有既往精神疾病的青少年(與被認為“健康”或患有身體疾病的青少年相比)以及被診斷為憂鬱症的青少年,探討那些族群透過體育活動的影響心理健康最大。

 

身體活動本身的特徵似乎也很重要。每週進行 3 次體育鍛鍊與憂鬱症狀的最大減輕有關,並且在研究中,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比在完全或部分監督的情況下進行體育活動效果更好。此外,身體活動干預持續時間少於 12 週的研究具有更大的效應量。

 

運動強度(低到中等與劇烈)和活動時間長度(少於 45 分鐘與 45 分鐘或更長)似乎對結果效應大小沒有影響。

 

Siu 的小組引用了最近的一項橫斷面研究在新標籤頁或窗口中打開發現身體活動與心理健康之間存在 U 型關聯,證明每月 10 至 15 次身體活動與最大的心理健康益處相關

 

“確定的個人運動強度調節在統計學上是有意義的,因為患有憂鬱症的青少年和青年可能有更高的基線憂鬱症狀(因變量有更大的改善空間)和較低程度的體育活動(自變量有更大的改善空間),”指出隨附的社論在新標籤頁或窗口中打開由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 Eduardo E. Bustamante 博士及其同事撰寫。

 

“當干預過於頻繁(或不夠頻繁)且持續時間過長(或不夠長)時,改善結果不太明顯的發現可能反映了身體活動與減少憂鬱症的部分關聯是相關的成就感成功完成——一項需要可實現但具有挑戰性的目標的功能,”他們補充道。

 

綜合分析中包含的研究評估了廣泛的身體活動計劃,包括跳舞、游泳、運動、跑步、跑步機、橢圓機、健身遊戲等。不過,共同點是強調有氧運動

 

在納入的 21 項研究中,參與者的平均年齡為 14 歲,其中 47% 是男孩。納入的大部分研究(21 項中的 17 項)是隨機對照試驗,其餘是非隨機對照試驗。

 

Bustamante 的小組總結道:“體育活動是治療心理健康的有效藥物的證據確鑿;現在我們需要找到讓人們接受它的方法。”

參考文獻:

Recchia F, et al "Physical activity interventions to alleviate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JAMA Pediatr 2023; DOI: 10.1001/jamapediatrics.2022.5090.

 

Bustamante EE, et al "Unlocking the promise of physical activity for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JAMA Pediatr 2023; DOI: 10.1001/jamapediatrics.2022.5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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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治型憂鬱症患者的死亡風險比其他憂鬱症患者高 23%。他們的門診治療量也是兩倍,住院治療天數是他們的三倍。這些是卡羅林斯卡學院和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員在《美國醫學會精神病學期刊》(JAMA Psychiatry) 上發表的一項新研究的發現,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識別有可能罹患難治型憂鬱症的患者很重要。   

憂鬱症是全世界功能性殘疾的主要原因。最常見的治療方法是抗憂鬱藥或心理治療。許多患者需要數月或數年的護理,但儘管進行了兩次實施良好的治療嘗試,但仍有相當一部分患者從未康復。他們患有通常所說的難治型憂鬱症。   

卡羅林斯卡學院和精神病學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現在已經在個人和社會層面研究了斯德哥爾摩地區治療抵抗性(對治療反應不佳)憂鬱症的影響,這在以前沒有進行過同樣程度的研究。  

在斯德哥爾摩附近檢查病人

在基於人口的觀察研究中,研究人員使用了多個來源的數據,包括斯德哥爾摩地區的行政醫療保健數據庫和瑞典社會保險局。該研究包括斯德哥爾摩地區超過 145,000 名憂鬱症患者。   

研究人員在 2012 年至 2017 年期間確定了這些患者的 158,000 次憂鬱發作,其中超過 12,000 次具有抗藥性,研究人員能夠得出許多關於抗藥性憂鬱症患者特徵的結論。   

“我們發現,與對治療有反應的憂鬱症患者相比,治療阻抗組使用的門診資源是兩倍,病假是兩倍,住院天數是其三倍,死亡率高 23%,”北斯德哥爾摩精神病學診所臨床神經科學系精神病學兼職教授兼情緒障礙科主任 Johan Lundberg 說。   

他們還發現,在難治型憂鬱症患者中,焦慮症、失眠症、藥物濫用症和自殘症等其他精神疾病的合併症增加。  

憂鬱症的嚴重程度是一個重要的預測指標

研究人員發現,在第一次憂鬱症診斷時就可以預測罹患難治型憂鬱症的風險。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預後因素是自評憂鬱症的嚴重程度。 

Johan Lundberg 教授說:“我們將受益於識別出有罹患難治型憂鬱症風險的患者,因為它會給個人帶來很大的痛苦,並且是整個社會的負擔。” 

難治型憂鬱症患者接受兩次治療嘗試平均需要一年半的時間,這比評估憂鬱症治療效果的建議時間長了幾個月。Lundberg 教授說,更頻繁地更換無效的治療方法可能對這個患者群體有很大幫助。 

“我們談論的是一個有大量醫療保健消耗的患者群體,可以透過增加症狀嚴重程度評定量表的使用比今天更早地識別出來。根據研究結果,如果他們的醫師能夠改善他們的護理和治療,更快速地更換無效治療,更頻繁地使用推薦用於治療難治性憂鬱症的治療方法,例如鋰鹽,而非標準治療的建議,可能更能幫助”Lundberg 教授說。   

鄭醫師補充:

熟知分子矯正療法的醫師,會理解在憂鬱症患者中,有15-20%的人,對抗憂鬱劑治療反應並不好,在臨床上,很容易被歸類為難治型憂鬱症患者,藥物治療方向,往往是疊床架屋,抗憂鬱症無效,就再加上抗精神病藥物以及情緒穩定劑等等,導致患者必須承受無效的治療及藥物副作用的時程拉長,甚至看不到治療改善的希望。

然而這些患者如果透過甲基化的血液檢測,往往就能確認是甲基化偏高之體質,(反之,典型憂鬱症患者,體質屬於甲基化偏低,易對抗憂鬱劑治療有反應)這類患者,在營養補充建議上,葉酸、維生素B3、B6、C、鋅及一些幫助降低發炎的營養來源就能有效降低甲基化,進而改善憂鬱症狀嚴重程度。此外,甲基化偏高患者,必要時,鋰鹽也是可以幫助甲基化的降低,緩解憂鬱,因此,這篇研究報導的後段提到鋰鹽可能作為難治型憂鬱症緩者的治療選項,關鍵在此。

參考文獻:

  1. Johan Lundberg, Thomas Cars, Sven-Åke Lööv, Jonas Söderling, Johan Sundström, Jari Tiihonen, Amy Leval, Anna Gannedahl, Carl Björkholm, Mikael Själin, Clara Hellner. Association of Treatment-Resistant Depression With Patient Outcomes and Health Care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a Population-Wide StudyJAMA Psychiatry, 2022; DOI: 10.1001/jamapsychiatry.2022.3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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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斯大學的研究人員發表的一項新研究證明,學習演奏樂器對大腦處理視覺和聲音的能力有積極影響,並展示了它如何幫助提升憂鬱情緒。

在學術期刊Nature Scientific Reports上發表了他們的研究結果,該研究背後的團隊展示了在 11 週內每週只上一小時鋼琴課的初學者如何報告在識別環境中的視聽變化方面有顯著改善,並且報告了憂鬱、壓力和焦慮指數的降低。

在隨機對照研究中,31 名成年人被分配到音樂訓練組、音樂聆聽組或對照組。之前沒有音樂經驗或訓練的個人被指示完成每週一小時的課程。當干預組播放音樂時,對照組要么聽音樂,要么利用這段時間完成作業。

研究人員發現,在開始上課的短短幾週內*,人們處理多感官信息(即視覺和聽覺)的能力得到了增強。改進的“多感官過程”對我們參與的幾乎所有活動都有好處——從開車和過馬路,到在人群中找人或看電視。

這些多感官的改進超出了音樂能力。透過音樂訓練,人們的視聽處理在其他任務中變得更加準確。那些上過鋼琴課的人在要求參與者確定聲音和視覺“事件”是否同時發生的測試中表現出更高的準確性。

對於呈現閃光和嗶嗶聲的簡單顯示,以及顯示一個人說話的更複雜的顯示,都是如此。個人認知能力的改變在音樂聆聽組(參與者聽音樂組播放的相同音樂)或非音樂組(成員學習或閱讀)中不存在。

此外,研究結果不僅僅提高了認知能力,還發現參與者在訓練後與訓練前相比較的憂鬱、焦慮和壓力評分也有所降低。作者認為,音樂訓練可能對有心理健康問題的人有益,目前正在進行進一步的研究來驗證這一點。

巴斯大學心理學系的認知心理學家和音樂專家 Karin Petrini 博士解釋說:“我們知道演奏和聆聽音樂通常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快樂,但透過這項研究,我們有興趣了解更多關於音樂的直接影響短期的音樂學習會對我們的認知能力產生影響。

“學習彈奏像鋼琴這樣的樂器是一項複雜的任務:它需要音樂家閱讀樂譜、生成動作並監控聽覺和觸覺回饋以調整他們的進一步動作。用科學術語來說,這個過程將視覺和聽覺線索結合起來,對個人進行多感官訓練。

“我們的研究結果證實,即使在大腦可塑性降低的成年期,這也會對大腦處理視聽訊息的方式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

筆記

  • 每個音樂培訓課程包括兩個部分。第一個 20 分鐘的部分專門用於手指練習。第二部分包括從 ABRSM 2017-2018 鋼琴一級考試列表中學習歌曲,時間為 40 分鐘。所有培訓課程均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參與者按照以下順序學習了這些曲目。一旦他們能夠正確流暢地彈奏前一首歌曲,他們便繼續下一首歌曲:

  • 威廉吉洛克莊嚴的薩拉班德。經典鋼琴曲目(初級)。

  • 約翰·克里斯蒂安·巴赫 F 大調詠嘆調,BWV Anh。二 131。

  • Giuseppe Verdi La donna è mobile(來自 Rigoletto)。

  • Bryan Kelly 吉普賽之歌:《一打麵包師》中的第 6 首。

  • 美國傳統民歌:當聖徒進軍時。

參考文獻:

  1. Yuqing Che, Crescent Jicol, Chris Ashwin, Karin Petrini. An RCT study showing few weeks of music lessons enhance audio-visual temporal processingScientific Reports, 2022; 12 (1) DOI: 10.1038/s41598-022-23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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