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們的發現還發現，食用一些未經加工的紅肉，例如牛肉，豬肉或小牛肉，可以發揮保護作用，因為每天攝入50克的人罹患失智症的可能性降低了19％。 

研究人員正在探索肉食與失智症的發展之間是否存在聯繫，癡呆症是一種健康議題，會影響全球60歲以上5％-8％的人。

他們的研究結果發表在《美國臨床營養學雜誌》(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上，該研究結果的標題為“肉食和失智症的風險：英國493,888名生物庫參與者的世代研究” 。

利茲食品科學與營養學院的博士研究生首席研究員張惠峰說：“在世界上，失智症的患病率正在提升，飲食作為一種發揮作用的調節因子。

“我們的研究增加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證實，加工肉品的攝取與一系列非傳染性疾病風險的增加有關。” 

這項研究由利茲大學的珍妮特·卡德（Janet Cade）教授和勞拉·哈迪（Laura Hardie）指導。

該團隊研究了UK Biobank提供的數據，該數據庫包含來自50萬英國40至69歲參與者的深入遺傳和健康資訊，以研究食用不同類型肉類與罹患失智症風險之間的關聯。  

數據包括英國生物銀行在2006-2010年收集的參與者食用不同種類肉類的頻率，從不食用到每天一次或一次以上，有六種選擇。這項研究並未具體評估素食或純素食對失智症風險的影響，但其中包括來自那些不吃紅肉的人的數據。 

在參與者中，平均八年的隨訪期間出現了2,896例失智症病例。這些人通常年齡較大，經濟上被剝奪，受教育程度較低，吸煙可能性更高，體能鍛煉較少，更有中風病史和家族性失智病史，且更可能是與失智症高度相關的基因的攜帶者。在研究人群中，被診斷出患有失智症的男性多於女性。  

由於良好的遺傳因素，某些人罹患失智症的機率高三到六倍，但研究結果發現，無論人是否具有遺傳易感性，罹患癡呆症的風險都是相同的。 

食用加工肉量更多的那些人是男性，教育程度低，吸煙者，超重或肥胖，蔬菜和水果的攝取量較低，而高熱量，蛋白質和脂肪（包括飽和脂肪）的攝取量較高。 

以前認為食用肉類與失智症的風險有關，但是據信這是隨時間推移進行的首次大規模研究，目的是研究特定肉類類型和數量與罹病風險之間的聯繫。 

全球約有5000萬失智症病例，每年診斷出約1000萬新病例。阿茲海默氏病佔病例的50％至70％，血管性癡呆約佔25％。它的發展和進程與遺傳和環境因素有關，包括飲食和生活方式。  

張女士說：“還需要進一步確認，但其作用方向與當前健康飲食指南有關，證實較少攝取未經加工的紅肉可能對健康有益。”

卡德教授說：“我們可以探討任何導致失智症潛在危險因素，來幫助我們降低這種使人衰弱的疾病的發生率。這項分析是了解我們的飲食是否會影響這種危險的第一步。”

鄭醫師補充:

過去的研究普遍認為紅肉的攝取會增加一些慢性病的罹患風險，包含失智症，但這篇研究的結論明顯推翻這個理論。之前，曾上過代謝體學教授的講座，他提到相關的臨床研究建議年長者對肉類的攝取應該提高，比較不會老化太快，這樣的建議看來比較貼近這篇新研究的結論。

參考文獻:

Huifeng Zhang, Darren C Greenwood, Harvey A Risch, David Bunce, Laura J Hardie, Janet E Cade. Meat consumption and risk of incident dementia: cohort study of 493,888 UK Biobank participan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21; DOI: 10.1093/ajcn/nqab028

開立可用於2型糖尿病的藥物治療人可能會降低巴金森氏症的風險並減慢其進展。建議對帕金森氏症患者進行2型糖尿病的篩檢和早期治療。

先前的系統評估和世代分析針對糖尿病與帕金森氏病風險之間的聯繫產生了矛盾的結果。這項發表在運動障礙(Movement Disorders)期刊上的新研究使用觀察數據的世代分析和遺傳數據的世代分析來評估2型糖尿病對巴金森氏症風險和進展的影響。

倫敦女王瑪麗大學的通訊作者阿拉斯泰爾·諾伊斯博士說：“這項研究將許多其他研究的結果匯總在一起，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發現2型糖尿病不僅可能影響巴金森氏症的風險，而且還會影響巴金森氏症的發展。 對於2型糖尿病治療策略及預防，可能會重新用於治療巴金森氏症。”

鄭醫師補充:

過去我們提到糖尿病與大腦退化性疾病，比較有定論的是失智症，因此有些專家又把阿茲海默症稱之為第三型糖尿病。這篇報導做出來的研究發現，如果廣被接受，也許過一段時間，我們就會聽到巴金森氏症是第四型糖尿病了。

糖尿病控制不當，會提高大腦退化的風險，影響的大腦區域不同，診斷就會不同。所以千萬不要小看糖尿病，預防及病情控制對於許多慢性疾病的預防具有重大意義。

參考文獻:

Harneek Chohan, Konstantin Senkevich, Radhika K. Patel, Jonathan P. Bestwick, Benjamin M. Jacobs, Sara Bandres Ciga, Ziv Gan‐Or, Alastair J. Noyce. Type 2 Diabetes as a Determinant of Parkinson's Disease Risk and Progression. Movement Disorders, 2021; DOI: 10.1002/mds.28551

該研究發表在《自然》雜誌《轉化精神病學》( Nature journal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上，該研究首次發現血液中膠質原纖維酸性蛋白（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簡稱GFAP）升高的人大腦中的類澱粉蛋白β升高，這是阿茲海默症的已知指標。GFAP是一種通常在大腦中發現的蛋白質，但是當大腦受到早期阿茲海默症的損害時，它會釋放到血液中。

阿茲海默症影響著超過340,000澳大利亞人和世界上超過3500萬人。當前的診斷包括腦部掃描或脊髓液檢查。這項研究的

首席研究員，ECU教授Ralph Martins AO表示，這一發現為早期診斷提供了有希望的新途徑。馬丁斯教授說：“血液生物標誌物

正成為一種可替代現有昂貴的診斷阿茲海默症的侵入性方法。”GFAP生物標誌物可用於開發簡單，快速的血液測試，以檢測

一個人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是否很高。

早期診斷對於使我們能夠實施藥物和生活方式干預至關重要，這有助於延緩疾病的進展，並為人們提供更多的時間來緩解症狀。”

前進的一步

阿茲海默症是大腦退化性疾病，可在數年後悄然發展。它導致記憶力下降和思維能力的喪失。沒有已知的治療方法。

根據馬丁斯教授的說法，對該疾病進行早期血液檢查的發展將是革命性的。

“用於檢測生物標誌物的技術發展迅速，因此我認為在未來幾年中，我們將開始看到用於阿茲海默症的診斷性血液測試。

“目前的腦成像和腰穿檢查價格昂貴且具有侵入性，並且對於一般人群而言並不廣泛。血液檢查可以為數以百萬計的人的早期診斷提供

可能性，從而可以進行早期干預。”

未來的希望

該研究涉及100名年齡在65至90歲之間的澳大利亞人，沒有阿茲海默症的症狀。

馬丁斯教授說，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了解GFAP在阿茲海默症中的作用。

“縱向研究將提供更多關於GFAP如何與阿茲海默症發展相關的見解，這可能使我們能夠確定何時出現症狀。”馬丁斯教授也是一項

大型研究的一部分，該研究探索了針對阿茲海默症的干預措施，其最終目的是尋找能夠阻止或延緩該病發展的藥物和生活方式因素。

他說：“診斷和干預技術齊頭並進-如果我們可以使用血液生物標記物更快地檢測出老年失智症，我們也可以更快地進行干預。”

鄭醫師補充:

因為 阿茲海默症一旦出現症狀，病程的進展將是不可逆，目前沒有任何已知療法能治癒。換句話說，等阿茲海默症症狀出現時，

相關大腦區域的腦細胞功能已經喪失大半了，目前的藥物療法完全無能為力，最多只能延緩病程的進展而已。因此，對於阿茲海默症

的治療，能在症狀未發生或症狀發展初期還算輕微時，便能透過相關的生活改善方式及醫療介入，改善的幅度及延緩病程的效果，絕對

比目前藥物介入的方式高上許多，因此在症狀發生前的若有可靠檢測能讓當事人了解相關的健康風險，及早干預，這才是阿茲海默症的積極防治之道。

這篇研究報導提到的血液檢測，若真與疾病發生的相關性高度相關又能在疾病為發展之前提早預知，的確值得推廣。要知道，一旦成為

失智症患者，所需耗費的醫療時間與成本，與未罹病者相較，都高出甚多，因此檢測的成本、便利與非侵入性，將是能否普及的關鍵。

參考文獻:

Pratishtha Chatterjee, Steve Pedrini, Erik Stoops, Kathryn Goozee, Victor L. Villemagne, Prita R. Asih, Inge M. W. Verberk, Preeti Dave, Kevin Taddei, Hamid R. Sohrabi, Henrik Zetterberg, Kaj Blennow, Charlotte E. Teunissen, Hugo M. Vanderstichele, Ralph N. Martins. Plasma glial fibrillary acidic protein is elevated in cognitively normal older adults at risk of Alzheimer’s disease.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2021; 11 (1) DOI: 10.1038/s41398-020-01137-1

結果證實，這似乎與更好的位置感知，語言流利度和工作記憶有關。

預期壽命更長以及隨之而來的相關神經退行性變化增加了失智症的發生，已開發國家中約有十分之一的65歲以上的人受到影響。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的睡眠方式會發生變化，午睡會越來越頻繁。但是迄今為止發表的研究尚未就午睡是否有助於阻止老年人的認知能力下降和失智症發生或可能是失智症的症狀達成共識。

研究人員進一步研究了2214名外表健康的人，這些人年齡至少60歲，並且居住在中國幾個大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和西安。

總共1534個例行的午睡，而680個則沒有。所有參與者都進行了一系列健康檢查和認知評估，包括迷你精神狀態檢查（MMSE）以檢查失智症。

兩組的平均夜間睡眠時間約為6.5小時。

午睡定義為至少連續五分鐘的睡眠時間，但不超過2小時，並在午餐後進行。參與者被問到他們一周內午睡的頻率；從每週一次到每天都有。

失智症篩查測試包括30個項目，這些項目測量了認知能力和更高功能的多個面向，包括視覺空間技能，工作記憶，注意力範圍，解決問題，位置感知和語言流利性。

午睡者的MMSE認知表現得分顯著高於未午睡者。並且在位置感知，語言流利度和記憶力上存在顯著差異。

這是一項觀察性研究，因此無法確定原因。而且沒有關於午睡時間或長度的資訊，這可能很重要。

研究人員說，但是對於發現的觀測結果有一些可能的解釋。

一種理論認為發炎是中午小睡和不良健康結果之間的中介。研究人員指出，發炎性化學物質在睡眠障礙中具有重要作用。

睡眠可調節人體的免疫反應，午睡被認為是對發炎的進化反應。研究人員解釋說，發炎程度較高的人也經常午睡。

鄭醫師補充:

依照上述研究人員的結論，適度午睡有助於身體抗發炎，提高認知功能，甚至預防失智。

參考文獻:

Han Cai, Ning Su, Wei Li, Xia Li, Shifu Xiao, Lin Sun. Relationship between afternoon napping and cognitive function in the ageing Chinese population. General Psychiatry, 2021; 34 (1): e100361 DOI: 10.1136/gpsych-2020-100361

血源性因素例如賀爾蒙可以調節成年哺乳動物的腦細胞形成過程（稱為神經新生）和大腦認知。

該研究小組的重點是醯基-飢餓素（ acyl-ghrelin，簡稱AG），眾所周知它可以促進腦細胞的形成。激素的結構變化導致兩種不同的形式：AG和未醯化的飢餓素（unacylated-ghrelin，簡稱UAG）。

由斯旺西大學醫學院的傑夫·戴維斯博士領導的研究小組對AG和UAG進行了研究，以研究它們各自對腦細胞形成的影響。

這項研究與巴金森氏症有關，因為巴金森氏症患者中有很大一部分罹失智症，這與大腦中新神經細胞的流失有關。這種喪失導致神經細胞連結性降低，這在調節記憶功能中扮演至關重要的作用。

團隊的主要總體發現是：

• 飢餓素的UAG形式減少神經細胞形成並損害記憶
• 被診斷患有巴金森氏病失智症的患者血液中的AG：UAG比例降低

斯旺西大學醫學院的Jeff Davies博士，首席研究員說：

“我們的工作突顯了飢餓素作為成人大腦中新神經細胞調節劑的關鍵作用，以及UAG形式的破壞作用。

這種激素代表了新藥研究的重要目標，最終可能會為巴金森氏症患者帶來更好的治療。

我們的發現證實，AG：UAG比率也可以用作生物標誌物，從而可以更早地鑑別巴金森氏病患者的失智症。”

該團隊包括來自英國紐卡斯爾大學和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的合作者。他們檢查了AG和UAG在大腦中的作用，還比較了被診斷為失智症的巴金森氏病患者，認知完整的巴金森氏病患者和對照組中收集的血液。

他們發現：

• 使用藥理學和遺傳學方法都可以提高UAG的含量，減少海馬迴腦細胞新生和腦可塑性。
• AG幫助扭轉空間記憶障礙
• UAG可阻止AG促使腦細胞形成的過程
• 巴金森氏症的失智患者是接受檢查的三組患者中唯一顯示血液中AG：UAG比例降低的族群。

參考文獻:

Amanda K.E. Hornsby, Luke Buntwal, Maria Carla Carisi, Vanessa V. Santos, Fionnuala Johnston, Luke D. Roberts, Martina Sassi, Mathieu Mequinion, Romana Stark, Alex Reichenbach, Sarah H. Lockie, Mario Siervo, Owain Howell, Alwena H. Morgan, Timothy Wells, Zane B. Andrews, David J. Burn, Jeffrey S. Davies. Unacylated-Ghrelin Impairs Hippocampal Neurogenesis and Memory in Mice and Is Altered in Parkinson’s Dementia in Humans. Cell Reports Medicine, 2020; 1 (7): 100120 DOI: 10.1016/j.xcrm.2020.100120

鄭醫師補充:

腸道激素的分泌，與身體諸多功能調控息息相關。過去，也曾有相關研究發現腸道菌叢失衡與失智症或巴金森氏症的關聯。這篇研究可以更清楚揭示特定的腸道激素比例失衡，直接影響大腦關鍵區域的細胞新生與認知功能，對於相關疾病的治療機轉提供更明確的方向。也盼有類似以健康飲食及生活型態來調控腸道激素的失衡，進而預防或者改善相關疾患的研究能早日發表，讓大種簡單透過直接的飲食及生活型態改變，針對這方面不可逆的神經退化疾病有更好的預防與對治效果。

先前的研究已經將空氣中的細顆粒物暴露與阿茲海默氏病聯繫起來，研究人員還報告了大腦額葉皮層中源自空氣污染的奈米微粒的證據。

但是在檢查了186名年齡在11個月至27歲之間的墨西哥城年輕居民的腦幹後，包括蘭開斯特大學的Barbara Maher教授在內的研究人員不僅發現了阿茲海默氏病，帕金森氏症和運動神經元疾病（MND）的標誌物， 這些疾病的標誌物與腦幹內存在細小，獨特的奈米微粒有關-它們的外觀和成分發現它們很可能來自車輛污染。

這導致研究人員得出結論，這種性質的空氣污染（無論是吸入還是吞入）使人們處於潛在的神經系統危害風險中。腦幹是大腦的後部，它調節中樞神經系統，控制心臟和呼吸頻率以及我們如何感知身體的位置和運動，包括我們的平衡感。

Maher教授說：“研究中的年輕人的腦幹不僅顯示出阿茲海默氏症，帕金森氏和運動神經元疾病(MND)的神經病理學特徵'，而且腦幹中還富含高鐵，鋁和鈦的奈米微粒- -特別是在黑質和小腦中。

“在腦幹中發現的富含鐵和鋁的納米顆粒與空氣污染（來自引擎和煞車系統）中燃燒和摩擦衍生的顆粒非常相似。

“大腦中富含鈦的顆粒是不同的-形狀明顯呈針狀；在腸壁的神經細胞中觀察到相似的顆粒，這表明這些顆粒被吞嚥並從腸中移到連接腦幹和消化系統的神經細胞。”

即使在最小的嬰兒（11個月大）中也發現了“神經病理學特徵”，包括神經細胞生長，以及大腦中錯誤折疊的蛋白質形成的斑塊和纏結。對黑質的損害與以後的帕金森氏病的發展直接相關。先前與MND相關聯的蛋白質錯誤折疊也很明顯，表明這些異常蛋白質的常見致病機制和形成，聚集和傳播的途徑。

該研究中所有年輕人的共同之處是他們暴露於高濃度的顆粒空氣污染中。Maher教授說，細胞損傷及其存在的各個組成部分，尤其是線粒體（產生能量以及細胞之間發出信號的關鍵））與這些富含金屬的奈米微粒之間的聯繫是“煙槍”。

這種富含金屬的顆粒會引起發炎，並且還充當反應性氧物種過量形成的催化劑，後者已知會引起氧化壓力並最終導致神經元死亡。至關重要的是，生活在低污染地區的與年齡和性別相匹配的對照組的腦幹未顯示出在墨西哥城年輕居民中出現的神經退化性病變。

這些新發現表明，無論是透過吸入還是吞嚥污染源，富含金屬的奈米顆粒都可以到達腦幹，並且它們與腦幹中神經細胞的關鍵成分（包括黑質）的損傷有關。

即使在這些年輕的墨西哥城居民中，與阿茲海默氏病，帕金森氏病和運動神經元疾病相關的神經系統損害類型也已經很明顯。這些數據表明，隨著人們壽命的延長以及早期慢性神經系統損害的全面症狀的發展，在世界高污染城市中神經病大流行的可能性。

芭芭拉·馬哈爾（Barbara Maher）教授說：“了解呼吸或吞入的奈米顆粒之間的聯繫以及這些富含金屬的顆粒對大腦不同區域的影響至關重要。

“不同的人對這種微粒暴露的脆弱性程度不同，但我們的新發現發現，您所暴露的空氣污染物，您的吸入和吞入的物質對神經損傷的發展確實很重要。

“考慮到這一點，控制空氣中的奈米微粒源變得至關重要和緊迫。”

參考文獻:

Lilian Calderón-Garcidueñas, Angélica González-Maciel, Rafael Reynoso-Robles, Jessica Hammond, Randy Kulesza, Ingolf Lachmann, Ricardo Torres-Jardón, Partha S. Mukherjee, Barbara A. Maher. Quadruple abnormal protein aggregates in brainstem pathology and exogenous metal-rich magnetic nanoparticles (and engineered Ti-rich nanorods). The substantia nigrae is a very early target in young urbanites and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 key brainstem .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20; 191: 110139 DOI: 10.1016/j.envres.2020.110139

這項研究的結論，剛剛發表於重量級的神經病學期刊《大腦》。

該研究背後的研究人員是來自奧爾胡斯大學和丹麥奧爾胡斯大學醫院臨床醫學系(Aarhus University and 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 Denmark)的Per Borghammer教授和醫學博士Jacob Horsager。

“藉助先進的掃描技術，我們已經證明巴金森氏症可以分為兩種變異體，它們起源於人體的不同部位。對於某些患者，該疾病始於腸道並從那裡擴散到大腦，而其他患者，其疾病始於大腦，並擴散至腸和其他器官，例如心臟。” Per Borghammer解釋說。

他還指出，這一發現對於將來治療巴金森氏症可能非常重要，因為這應該基於個別患者的疾病模式。

巴金森氏症的特徵是由於積累的α-突觸核蛋白（一種破壞神經細胞的蛋白質）導致的大腦緩慢退化。這導致許多人與疾病相關的緩慢而僵硬的動作。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使用了先進的PET和MRI影像技術來檢查患有巴金森氏的人。這項研究還包括尚未被診斷出但患有該疾病的高風險人群。被診斷患有快速動眼期睡眠行為症候群的人罹患巴金森氏症的風險增加。

研究發現，一些患者在腸道和心臟發生損害之前大腦的多巴胺系統已經受損。在其他患者中，掃描顯示出大腦和多巴胺系統受損之前，腸道和心臟神經系統的已經造成損壞。

Per Borghammer說，這種知識很重要，並且挑戰了迄今為止對巴金森氏症的理解。

“直到現在，許多人都認為這種疾病是同質性的，並根據典型的運動障礙進行了定義。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一直感到困惑，為什麼患者症狀之間會有如此大的差異。有了這一新知 ，不同的症狀更有意義，這也是將來應進行研究的角度。”他說。

研究人員將巴金森氏症的兩種類型稱為“身體先”和“大腦先”。對於身體先的情況，研究腸道中稱為微生物群的細菌組成可能特別有趣。

“在我們沒有真正了解其意義的之前，早就證明巴金森氏症患者腸道中的腸道菌叢與健康人不同。現在我們已經能夠鑑定出兩種巴金森氏症，同時可以檢查風險兩種類型可能有不同的危險因子和可能的遺傳因素。下一步是檢查例如可以通過糞便移植治療腸道或其他影響腸道菌叢的方式來治療身體先的巴金森氏症。” Per Borghammer說。

“發現腦部先巴金森氏症是一個更大的挑戰。這種疾病的變型往往在出現運動障礙症狀前可能沒有相關症狀。等到運動障礙出現被診斷出巴金森氏症時，患者已經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多巴胺系統，因此要提早到足以減慢疾病速度的時程診斷出這類患者將更加困難。” Per Borghammer說。

奧爾胡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的研究是長期性的，即三年和六年後再次召回參與者，以便可以重複進行所有檢查和掃描。根據Per Borghammer的說法，這使這項研究成為迄今為止最全面的研究，它為研究人員提供了有關巴金森氏症或症候群的寶貴知識和澄清。

“以前的研究表明可能存在不止一種巴金森氏症，但是直到這項研究發表這一問題才被清楚地證明，因為這項研究就是設計用來澄清這個問題的。我們現在擁有更好的知識，為將來會受到巴金森氏症影響的人，因能提供針對性地治療巴金森症而提供了希望。” Per Borghammer說。

根據丹麥巴金森氏症協會的統計，丹麥有8,000例巴金森氏病患者，全世界多達800萬人被確診。

由於人口老齡化，隨著人口老齡化，患巴金森氏症的風險急劇增加，這一數字預計將增加到1500萬。

鄭醫師補充:

過去提到咖啡降低何以降低巴金森氏症的罹患率，關鍵就是咖啡可以改善飲用者的腸道菌叢平衡，對照這項研究，讓我們對巴金森氏症的治病起因及治療預防，有更清楚的認知。

參考文獻:

Jacob Horsager, Katrine B Andersen, Karoline Knudsen, Casper Skjærbæk, Tatyana D Fedorova, Niels Okkels, Eva Schaeffer, Sarah K Bonkat, Jacob Geday, Marit Otto, Michael Sommerauer, Erik H Danielsen, Einar Bech, Jonas Kraft, Ole L Munk, Sandra D Hansen, Nicola Pavese, Robert Göder, David J Brooks, Daniela Berg, Per Borghammer. Brain-first versus body-first Parkinson’s disease: a multimodal imaging case-control study. Brain, 2020; DOI: 10.1093/brain/awaa238

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神經科學家Matthew Walker和Joseph Winer找到了一種方法，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準確地估計一個人一生中最可能發生阿茲海默氏病的時間點。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心理學和神經科學教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資深作者沃克說：“我們發現您現在的睡眠幾乎就像一個水晶球，告訴您大腦中阿茲海默氏病的發病時間和發展速度。”該論文於9月3日在《當代生物學》雜誌上發表。

他補充說：“這裡有一線希望是我們可以做些事情。” “大腦在深度睡眠時會自我清掃，因此，有可能通過在生命的早期階段獲得更多睡眠來使逆轉時間。”

沃克和他的研究人員將32名健康老年人的過夜睡眠品質與他們大腦中積聚的稱為β-澱粉樣蛋白的有毒斑塊做比較，β-澱粉樣蛋白是阿茲海默氏症發病和進展的關鍵因素，破壞了記憶通路和其他大腦功能，全世界折磨著4000萬人。

他們的發現證實，有更多零散睡眠和較少非快速眼動（non-REM）慢波睡眠的研究參與者在研究過程中最有可能出現β-澱粉樣蛋白增加。

儘管所有參與者在整個研究期間都保持健康，但他們的β-澱粉樣蛋白增加軌跡與基線睡眠質量相關。研究人員能夠預測β澱粉樣斑塊的增加，這被認為阿爾茨海默氏症的開始的指標。

“我們無需等待許多人在未來多年發展為失智症，而是能夠評估睡眠品質來預測不同時間點的β-澱粉樣蛋白斑塊的變化。這樣做，我們可以測量這種有毒蛋白在大腦中積累的速度。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可能預告著阿茲海默氏病的開始。”研究的主要作者，博士學位的溫納說。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沃克人類睡眠科學中心的學生。

除了預測阿茲海默氏症發作可能花費的時間外，結果還加強了睡眠不足與疾病之間的關聯，在即將來臨的嬰兒潮一代海嘯席捲海嘯的情況下，這一點尤為關鍵。

儘管先前的研究發現睡眠可以清潔大腦中的β-澱粉樣蛋白沉積物，但這些新發現將深度非快速眼動慢波睡眠確定為干預認知功能下降的目標。

研究人員指出，儘管基因檢測可以預測一個人對阿茲海默氏症的固有敏感性，而血液檢測可以提供一種診斷工具，但它們都不能像睡眠一樣提供生活型態治療的潛力。

溫納說：“如果深度的恢復性睡眠可以減緩這種疾病，我們應該將其作為首要任務。” “如果醫生知道這種聯繫，他們可以向年長的患者詢問睡眠質量，並建議睡眠作為預防策略。”

參加這項睡眠研究的60、70和80年代的32位健康參與者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公共衛生教授William Jagust領導的伯克利高齡化研究的一部分，他也是這項最新研究的合著者。2005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資助啟動了健康衰老研究。

在實驗中，每個參與者在接受多導程睡眠圖檢查後，在沃克實驗室度過了八個小時的睡眠，這一系列記錄記錄腦電波，心率，血氧濃度和其他生理質量的睡眠質量的測試。

在為期多年的研究過程中，研究人員使用正子斷層掃描或PET掃描定期追蹤參與者大腦中β-澱粉樣蛋白的累積速率，並將個人的β-澱粉樣蛋白濃度與他們的睡眠狀況進行比較。

研究人員專注於慢波深睡眠中出現的大腦活動。他們還評估了研究參與者的睡眠效率，定義為實際睡眠時間，而不是躺在床上無法入睡的時間總和。

結果支持了他們的假設，即睡眠品質是未來疾病的生物標誌和預測因子。

Winer說：“就阿茲海默氏病而言，人們的睡眠品質與大腦中發生的事情之間存在聯繫。但是以前尚未得到證實的是，您現在的睡眠是否可以預測幾年後的情況，” Winer說過。“這就是我們的問題。”

他們得到了答案：“有效地量測睡眠有助於我們進入未來，並估計澱粉樣蛋白的積累狀況，” Walker說。

至於接下來的步驟，Walker和Winer正在研究如何服用具有阿茲海默氏症高風險者研究參與，並實施可能提高睡眠質量的方法。

溫納說：“我們的希望是，如果我們進行干預，那麼在三到四年內，這種積累將不再是我們認為的原因，因為我們改善了他們的睡眠。”

沃克總結說：“實際上，如果我們能夠通過改善睡眠來降低阿茲海默氏症的風險，那將是一個重大而充滿希望的進步。”

鄭醫師補充:

睡不夠、品質不佳，有助於加速澱粉樣蛋白的累積，有助於失智症的發生。相反地，良好充足的睡眠品質，幫助澱粉樣蛋白在大腦的清除，可以預防失智症。就怕吃安眠藥還睡不好或者睡不夠，長期下來失智症罹患風險更高!

參考文獻:

Joseph R. Winer, Bryce A. Mander, Samika Kumar, Mark Reed, Suzanne L. Baker, William J. Jagust, Matthew P. Walker. Sleep Disturbance Forecasts β-Amyloid Accumulation across Subsequent Years. Current Biology, 2020; DOI: 10.1016/j.cub.2020.08.017

研究結果發表在2020年9月2日在線版《神經病學》（ Neurology，美國神經病學學會醫學期刊）上。

抗膽鹼藥物廣泛用於輕度和重度多種疾病。其中一些藥物需要開處方，而其他藥物則可以在開架上購買。它們通過阻止乙醯膽鹼（一種對記憶功能至關重要的神經傳導物質或化學信差）與某些神經細胞上的受體結合而作用。其作用是抑制副交感神經衝動，副交感神經衝動涉及各種不自主的肌肉運動，例如胃腸道和肺部的運動，以及諸如唾液，消化和排尿的身體功能。

研究人員報告說，初始服用至少一種抗膽鹼藥物的認知正常研究參與者發生輕度認知障礙（MCI）的可能性增加了47％，MCI通常是失智的先兆，例如AD，透過長達十年來的追踪與未服用此類藥物的參與者相比而發現。

“由亞歷山德拉·韋甘德（Alexandra Weigand）領導的這項研究表明，在出現認知問題之前減少抗膽鹼藥物的使用可能對防止將來對記憶力和思維能力的負面影響非常重要，特別是對於那些罹患阿茲海默氏病風險較高的人來說，”伍德博士，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學院精神病學系副教授。Weigand是聖地亞哥州立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臨床心理學聯合博士課程的研究生。

共有688名成年人參加了該研究，按性別平均劃分，平均年齡為74歲。沒有任何參與者在研究開始時出現認知或記憶問題。每個人都報告他們是否在服用抗膽鹼藥物。三分之一正在服用此類藥物，平均每人服用4.7種抗膽鹼能藥物。參與者接受了全面認知測試，追蹤期長達10年。

科學家們還研究了參與者在他們的腦脊液中是否具有AD的生物標記物，例如某些類型的蛋白質，或眾所周知的AD遺傳危險因素。他們發現，服用抗膽鹼藥物的驗出AD生物標誌物的參與者發生MCI的可能性是缺乏生物標誌物而不服用藥物的人的四倍。

同樣，服用抗膽鹼藥的患有AD遺傳風險的人發生MCI的可能性比沒有遺傳危險因素且不服用藥物的人高約2.5倍。

該研究的第一作者韋根德說：“我們相信抗膽鹼藥物和阿茲海默氏症危險生物標誌物之間的這種相互作用以'雙重打擊'的方式起作用。” “在第一次發作中，阿茲海默氏症的生物標誌物病理學證實已開始在一個稱為基底前腦的小區域積聚並退化，該區域產生化學乙醯膽鹼，可促進思維和記憶。在第二次發作中，抗膽鹼藥物進一步消耗了大腦的腦儲備乙醯膽鹼。這種綜合作用明顯地影響一個人的思維和記憶力。”

研究作者指出，儘管老年人代謝抗膽鹼藥物的方式與年輕人不同，但所服用的抗膽鹼藥的濃度遠高於對成年人建議的最低有效劑量，其中57％的劑量是建議劑量的兩倍，而18％的劑量至少是四倍的推薦劑量。

Weigand說：“這研究指出透過減少抗膽鹼藥物的劑量可能會延遲認知能力下降。” “對於服用抗膽鹼藥物的老年人，定期向醫生諮詢並討論藥物的使用和劑量非常重要。”

Delano-Wood指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來檢查抗膽鹼能藥物的大腦和認知作用，以及這些藥物是否會促進與年齡相關的認知變化或直接導致神經退行性疾​​病，例如AD。德拉諾-伍德說：“目前在全國某些研究地點正在進行臨床'處方'研究，以調查減少或停止使用這些藥物是否確實導致了進行性認知障礙的減少。”

共同作者包括：Mark W. Bondi和Douglas R. Galasko，聖地亞哥退伍軍人事務醫療系統和聖地亞哥大學UC；聖地亞哥大學的Kelsey R. Thomas，David P. Salmon，Daniel Sewell，James B. Brewer和Howard H. Feldman；和Rellstrief Institute和印第安納大學的Noll L. Campbell。

參考文獻:

Alexandra J. Weigand, Mark W. Bondi, Kelsey R. Thomas, Noll L. Campbell, Douglas R. Galasko, David P. Salmon, Daniel Sewell, James B. Brewer, Howard H. Feldman, Lisa Delano-Wood. Association of anticholinergic medication and AD biomarkers with incidence of MCI among cognitively normal older adults. Neurology, 2020; 10.1212/WNL.0000000000010643 DOI: 10.1212/WNL.0000000000010643

肥胖與腦功能障礙有關的最大研究之一，科學家使用單光子發射計算機斷層掃描（SPECT）對來自17,000多個個案的35,000多次功能性神經影像掃描進行了分析，以測量血流量和大腦活動。腦血流量低是人將發展為阿茲海默氏病的腦影像預測指標。它還與憂鬱症，注意力缺陷過動症，躁鬱症，思覺失調症(舊稱精神分裂症)，腦外傷，成癮，自殺和其他疾病有關。

“這項研究發現，超重或肥胖會嚴重影響腦部活動，並增加罹患阿茲海默氏病以及許多其他精神病和認知疾病的風險，”該研究的主要作者丹尼爾·G·阿門醫學博士解釋，他為Amen Clinics創始人，Amen Clinics為美國領先的以大腦為中心的心理健康診所。

在體重過輕，正常體重，超重，肥胖和病態肥胖的類別中，幾乎在大腦的所有區域中都發現了逐漸減少的血流的顯著模式。在參與者處於休息狀態以及執行專注任務時要注意這些。特別是阿茲海默氏病，發現容易受到影響大腦區域，為顳葉和頂葉，海馬，後扣帶回和前葉(precuneus)，觀察範圍從體重範圍到正常體重到超重，肥胖和病態肥胖。

考慮到最新統計數據顯示72％的美國人超重，其中42％的肥胖，這對於美國的心理和認知健康來說是個令人沮喪的消息。

對此研究發表評論時，德克薩斯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阿茲海默氏病和塞姆斯基金會神經生物學大學校長喬治·佩里（George Perry）博士說：“人們接受阿茲海默氏病是一種生活方式疾病，與其他與年齡相關的疾病幾乎沒有什麼不同，即一生的總和是近十年來最重要的突破，阿門博士及其合作者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發現肥胖症會改變大腦的血液供應，從而使大腦萎縮並促進阿茲海默氏病。這是一項重大進步，因為它直接證明了大腦如何回應我們的身體。”

這項研究強調了解決肥胖問題的必要性，將其作為旨在改善腦功能的干預措施的目標，無論是預防阿茲海默氏病的措施，還是試圖優化年輕人群的認知能力的干預措施。此類工作對於改善所有年齡段的結果至關重要。

儘管這項研究的結果令人深切關注，但仍有希望。Amen博士補充說：“我們在進行功能性腦部影像研究30年來所學到的最重要的知識之一是，採用改善大腦明智的飲食( healthy calorie-smart diet )和定期運動幫助腦健康的習慣，將大腦置於康復環境中，大腦功能就會改善。”

參考文獻:

Daniel G. Amen, Joseph Wu, Noble George, Andrew Newberg. Patterns of Regional Cerebral Blood Flow as a Function of Obesity in Adults. 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 2020; 1 DOI: 10.3233/JAD-200655

阿茲海默氏病患者生來帶有罕見基因而早期發病的機率是1-6%。這稱為家族性阿茲海默氏病。這些患者經常於30多歲到50多歲之時，便會導致這種疾病的早期發作。

加拿大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的作者西爾維亞·維倫紐夫（Sylvia Villeneuve）博士說：“由於我們假設這些基因的作用無法改變，因此關於是否可以改變疾病軌跡的研究很少。令人振奮的是，教育可能會延遲這種破壞性疾病的發作，而這種疾病會影響人們的生活。”

大多數被診斷患有阿茲海默氏病的人都是零星的疾病，被認為是由環境和遺傳因素共同導致的，包括稱為APOE4或載脂蛋白E4(apolipoprotein E4)的基因變異。具有這種基因變異體已知會增加大腦中澱粉樣斑塊的發展，即使它不能保證當事人會發展出阿茲海默氏病症狀。

這項研究分為兩組：一組平均年齡為67歲的106人，其父母被診斷患有偶發性的阿茲海默氏病，其中39％的人患有APOE4基因變異。另一組平均年齡為35歲的117人的基因突變與家族性早發性阿茲海默氏病有關，其中31％的人也患有APOE4基因變異。該組平均接受15年的教育。在研究開始時，沒有參與者顯示出該疾病的症狀。

參與者進行了腦部掃描以確定澱粉樣斑塊的程度。

研究人員發現，在家族性早發性阿茲海默氏症患者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與大腦中澱粉樣斑塊程度的降低有關。教育和斑塊程度之間的關聯強度與處於偶發性阿茲海默氏病風險的人群中的關聯強度相似。

在這兩個群體中，受教育少於10年的人的澱粉樣斑塊數量是受過教育16年以上的人的兩倍。

“雖然人們相信患有家族性阿茲海默氏病的人，由於其遺傳原因很強，可能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減緩疾病的發展，但我們的研究證實，教育可能會有保護作用，也許會增強大腦對這些斑塊的抵抗力，也證實因未知原因罹患該病的患者同樣具保護效果，”維倫紐夫說。

該研究的局限性在於大多數參與者都是白人，因此對所有人的結果可能並不相同。此外，教育程度可能會受到其他因素（如社會經濟狀況）的影響，因此，未來的研究除了接受多年的教育因素之外，還應更仔細地研究其他因素，以確定是否可能有其他環境因素來解釋這些研究結果。

參考文獻:

Julie Gonneaud, Christophe Bedetti, Alexa Pichet Binette, Tammie L.S. Benzinger, John C. Morris, Randall J. Bateman, Judes Poirier, John C.S Breitner, Sylvia Villeneuve. Association of education with Aβ burden in preclinicial familial and sporadic Alzheimer disease. Neurology, 2020; 10.1212/WNL.0000000000010314 DOI: 10.1212/WNL.0000000000010314

自從Alois Alzheimer首次在一名患有老年癡呆症的婦女的大腦中描述澱粉樣蛋白斑塊在阿茲海默氏病中的作用以來，一直困擾著科學家。如今，在一個多世紀之後，我們已經了解了許多導致神經變性和隨後的記憶喪失的分子過程，但是斑塊與大腦疾病過程之間的關係仍然不明確。

Bart De Strooper教授（VIB-KU魯汶大學）說：“類澱粉蛋白斑塊可能是疾病的誘因或驅動因素，而類澱粉蛋白β在大腦中的積累可能引發了複雜的多細胞神經變性過程。” 他的團隊著手繪製類澱粉蛋白斑附近細胞中發生的分子變化圖。

這項研究的共同負責人Mark Fiers解釋說：“我們使用最新技術來分析數百個小組織區域中類澱粉蛋白斑引起的全基因組轉錄組變化。” “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可以生成大量的轉錄變化數據集，這些變化發生在小鼠和人類大腦中，隨著類澱粉蛋白病理學的增加而發生。”

兩個共表達網絡

De Strooper團隊的博士後Chen Wei-Ting Chen解釋說：“我們著眼於類澱粉蛋白斑塊緊鄰區域的轉錄組學變化，其範圍為50微米。” 在研究得比較清楚的類澱粉蛋白病理的遺傳小鼠模型中，科學家們鑑定了兩個對類澱粉蛋白β沉積高度敏感的新型基因共表達網絡。

Chen：“隨著類澱粉蛋白β沉積物的增加，建立了多細胞共表達的基因應答，其中包含不少於57個斑塊誘導的基因。” 這些基因主要在兩種形式的支持性腦細胞星形膠質細胞和小膠質細胞，並且在沒有類澱粉蛋白斑塊的情況下不會出現相互表現。

“我們還在第二個網絡中發現了有趣的變化，主要由另一種類型的細胞（oligodendrocytes，寡突膠質細胞）表達。”研究小組的博士生Ashley Lu補充說。“該基因網絡在類澱粉蛋白輕度脅迫下被活化，但在類澱粉蛋白β積累高的微環境中卻被耗盡。”

Fiers補充說：“兩個網絡中的許多基因在人腦樣本中顯示出相似的變化，從而加強了我們的觀察結果。”

靶向斑塊

De Strooper說：“我們的數據證實，類澱粉蛋白斑塊並不是這種疾病的無辜旁觀者，但有時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實際上會引起所有周圍細胞類型的強烈而協調的反應。”

“需要做進一步的工作，以了解類澱粉蛋白斑塊的去除以及何時去除（例如通過目前正在開發的治療類澱粉蛋白斑塊的抗體療法）是否足以逆轉這些正在進行的細胞過程。”

抗體與類澱粉蛋白斑塊的結合是否也可以調節這些神經膠質反應尚待確定。De Strooper補充說：“在任何情況下，由於這些細胞作用在不同抗體之間可能不同，因此會使臨床試驗結果的解釋複雜化。”

鄭醫師補充:

目前還無法證實類澱粉蛋白斑塊的去除就是失智症的有效治療方式，失智症治療對醫界而言真的還有非常長遠的路得走。

參考文獻:

Wei-Ting Chen, Ashley Lu, Katleen Craessaerts, Benjamin Pavie, Carlo Sala Frigerio, Nikky Corthout, Xiaoyan Qian, Jana Laláková, Malte Kühnemund, Iryna Voytyuk, Leen Wolfs, Renzo Mancuso, Evgenia Salta, Sriram Balusu, An Snellinx, Sebastian Munck, Aleksandra Jurek, Jose Fernandez Navarro, Takaomi C. Saido, Inge Huitinga, Joakim Lundeberg, Mark Fiers, Bart De Strooper. Spatial Transcriptomics and In Situ Sequencing to Study Alzheimer’s Disease. Cell, 2020; DOI: 10.1016/j.cell.2020.06.038

除全方位認知功能(global cognitive function)外，主要的改善領域是注意力，訊息處理速度和執行功能，所有這些通常隨著年齡的增長而下降。此外，在特定的大腦位置，認知變化和改善的腦血流量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

該研究於2020年7月15日發表在同行評審的《衰老》雜誌上。

Shai Efrati教授，薩戈爾高壓醫學與研究中心主任，沙米爾醫學中心研究與開發負責人，特拉維夫大學薩克勒醫學院和薩戈爾神經科學學院副教授以及Amir Hadanny博士Sagol高壓醫學與研究中心根據過去10年在Sagol中心開發的獨特HBOT方案設計了這項研究。這項隨機對照臨床試驗包括63名健康成年人（> 64），他們接受了HBOT（n = 33）或對照期（n = 30）三個月。該研究的主要終點包括在干預或控制之前和之後，通過標準化的一系列綜合計算機認知評估來衡量的一般認知功能的變化。

埃弗拉蒂教授說：“與年齡有關的認知和功能下降已經成為西方世界的一個重要問題。世界各地的主要研究工作都集中在改善所謂的'正常'老年人口的認知表現上。” “在我們的研究中，我們首次在人類中發現了有效且安全的醫療干預措施，可以解決與年齡相關的惡化帶來的不良後果。”

“經過多年的研究，我們對HBOT恢復大腦功能的能力有了深入的了解。過去，我們已經證明HBOT可以改善/治療腦損傷，例如中風，腦外傷和缺氧性腦損傷（由於持續性通過增加大腦的血流量和新陳代謝來減少氧氣供應。” Amir Hadanny博士解釋說。“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可能會對我們看待衰老過程的方式和治療其症狀的能力產生深遠影響。”

在HBOT期間，患者會在加壓室內呼吸純氧氣，在該室內氣壓會增加到正常空氣壓力的兩倍。這個過程增加了氧氣在血液中的溶解度。加入的氧氣刺激生長因子和幹細胞的釋放，從而促進癒合。HBOT已在世界範圍內廣泛用於治療慢性不癒合傷口。

關於HBOT再生作用的證據越來越多。研究人員已經證明，輸送高濃度的氧氣和高壓環境的共同作用導致組織氧氣顯著提升，同時靶向氧氣和壓力敏感基因，從而恢復並增強了組織的新陳代謝。而且，這些靶向基因誘導幹細胞增殖，減少發炎並誘導新血管和組織修復機制的產生。

“小血管的阻塞與可能在“高齡化”房屋的水管形成的阻塞類似，是人類衰老過程中的主要因素。這使我們推測HBOT可能會影響老齡人口的大腦表現”。Efrati教授解釋說。“我們發現HBOT誘導腦血流量顯著增加，這與認知能力的改善有關，這證實了我們的理論。我們可以推測，HBOT可以在衰老身體的其他器官中誘導出類似的有益作用。我們將對此進行研究。”

參考文獻:

Hadanny Amir, Daniel-Kotovsky Malka, Suzin Gil, Boussi-Gross Rahav, Catalogna Merav, Dagan Kobi, Hachmo Yafit, Abu Hamed Ramzia, Sasson Efrat, Fishlev Gregory, Lang Erez, Polak Nir, Doenyas Keren, Friedman Mony, Tal Sigal, Zemel Yonatan, Bechor Yair, Efrati Shai. Cognitive enhancement of healthy older adults using hyperbaric oxygen: a randomized controlledtrial. Aging, 2020; DOI: 10.18632/aging.103571

鄭醫師補充:

2019年的一項以正子攝影的阿茲海默症案例報告也有提到以高壓氧治療改善類似的效果:

PaulG Harch, EdwardF Fogarty. Hyperbaric oxygen therapy for Alzheimer’s dementia with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maging: A case report. Medical Gas Research, 2018; 8 (4): 181 DOI: 10.4103/2045-9912.248271

而上述研究仍算是小規模的研究，希望有更大型的研究來證實高壓氧對於年長者的認知功能的關聯。

研究人員發現，在生活在空氣污染程度高的地區的年長婦女中，血液中Omega-3脂肪酸含量最低的女性比最高濃度的女性的大腦萎縮更明顯。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醫學博士Ka He說：“魚是omega-3脂肪酸的極好來源，易於添加到飲食中。” “已證明Omega-3脂肪酸可抵抗衰老的大腦中的發炎並維持大腦結構。還發現它們可減少鉛和汞等神經毒素引起的腦損傷。因此，我們探討了omega-3脂肪酸是否具有保護作用對抗另一種神經毒素，即空氣污染中發現的微粒。”

該研究納入了1,315名平均年齡為70歲的女性，她們在研究開始時沒有失智症。這些婦女完成了有關飲食，體育鍛鍊和病史的問卷調查。

研究人員使用飲食調查表來計算每個婦女每週食用的平均魚量，包括烤魚，金槍魚罐頭，金槍魚沙拉，金槍魚砂鍋和非油炸貝類。不包括油炸魚，因為研究表明油炸可能破壞omega-3脂肪酸。

參與者接受了血液檢查。研究人員測量了她們紅血球中omega-3脂肪酸的含量，然後根據她們血液中omega-3脂肪酸的含量將這些婦女分為四類。

研究人員使用婦女的家庭地址來確定她們三年平均接觸空氣污染的程度。然後，參​​與者使用核磁共振掃描（MRI）進行腦部掃描，以測量包括白質在內的大腦各個區域，白質由在整個大腦內發送信號的神經纖維以及海馬迴（與記憶相關的大腦部分）組成。

在對年齡，教育程度，吸煙和其他可能影響大腦萎縮的因素進行了調整之後，研究人員發現，血液中Omega-3脂肪酸含量最高的女性比最低含量的女性擁有更多的白質。最高組的白質為410立方厘米，而最低組的白質為403 cm3。研究人員發現，每增加四分之一的空氣污染濃度，omega-3脂肪酸含量較低的人平均白質物質就會減少11.52 cm3，而omega-3脂肪酸含量較低的人平均白質物質就會減少0.12 cm3。

血液中omega-3脂肪酸含量最高的女性海馬迴也更大。

他說：“我們的發現證實，食用魚類時血液中較高濃度的omega-3脂肪酸可能會保留女性的大腦容量，並可能免受空氣污染的潛在毒性影響。” “重要的是要注意，我們的研究僅發現了大腦體積與食用魚之間的聯繫。它並不能證明食用魚類能保持大腦的體積。而且由於另外的研究發現某些魚類可能含有環境毒素，因此與在飲食中添加更多魚之前，醫生要先吃哪種魚。”

該研究的局限性在於，大多數參與者是年齡較大的白人婦女，因此結果無法推廣到其他人。而且，研究人員只能檢查暴露於後世的空氣污染，而不是暴露於早期或中年，因此未來的研究應關注整個人的一生中暴露於空氣污染的暴露。

這項研究是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資助的。

參考文獻:

Cheng Chen, View ORCID ProfilePengcheng Xun, View ORCID ProfileJoel D. Kaufman, Kathleen M. Hayden, Mark A. Espeland, Eric A. Whitsel, Marc L. Serre, William Vizuete, Tonya Orchard, William S. Harris, Xinhui Wang, Helena C. Chui, Jiu-Chiuan Chen, Ka He. Erythrocyte omega-3 index, ambient fine particle exposure and brain aging. Neurology, 2020 DOI: 10.1212/WNL.0000000000010074

在發表於阿茲海默氏症和失智症的 55歲以上人群的研究中，研究人員發現“重複否定性思維”（RNT）與隨後的認知能力下降以及與阿茲海默氏症有關的有害腦蛋白沉積有關。

研究人員說，現在應該進一步研究RNT作為失智症的潛在危險因素，應該研究諸如正念或冥想之類的心理工具，看看它們是否可以降低失智症的風險。

主要作者Natalie Marchant博士（UCL精神病學）說：“已知中年和老年的憂鬱和焦慮是失智的危險因素。在這裡，我們發現某些與憂鬱和焦慮有關的思維方式可能是潛在的原因，可以解釋為什麼患有這些疾病的人更容易罹患失智症。

“與其他將憂鬱症和焦慮症與失智症風險聯繫在一起的研究一起，我們期望長期的長期消極思維方式會增加失智症的風險。我們不認為有證據證實短期挫折會增加失智症的風險。

“我們希望我們的發現可以用來幫助人們減少消極思維方式，從而降低人們患失智症的風險。”

對於阿茲海默病學會支持的研究，來自UCL，INSERM和麥吉爾大學的研究小組研究了PREVENT-AD世代研究的292名55歲以上的人，以及來自IMAP +世代的68人。

在兩年的時間裡，研究參與者回答了有關他們通常如何看待負面體驗的問題，重點關注RNT模式，例如對過去的反思和對未來的擔憂。參與者還完成了憂鬱和焦慮症狀的測量。

評估他們的認知功能，測量記憶，注意力，空間認知和語言功能。一些（113）的參與者還接受了PET(正子攝影)腦掃描，測量了tau和澱粉樣蛋白的沉積，這兩種蛋白在大腦中積累時會導致失智的最常見類型，即阿茲海默氏病。

研究人員發現，表現出較高RNT模式的人在四年期間經歷了更多的認知能力下降，並且記憶力下降（這是阿茲海默氏病的早期徵兆之一），並且他們的腦澱粉樣蛋白和tau沉積物的可能性更高。

憂鬱和焦慮與隨後的認知能力下降相關，但與澱粉樣蛋白或tau沉積無關，這表明​​RNT可能是抑鬱和焦慮導致阿爾茨海默氏病風險的主要原因。

馬爾坎特博士說：“我們認為，重複性消極思維可能是癡呆症的新危險因素，因為它可能以獨特的方式促進失智症的發生。”

研究人員認為，RNT可能通過影響高血壓等壓力指標而加劇阿茲海默氏症的風險，因為其他研究發現生理壓力也可能導致澱粉樣蛋白和tau沉積。

合著者GaelChételat博士（INSERM和Caen-Normandie大學）評論說：“我們的思想可能會對我們的身體健康產生生物學影響，可能是積極的或消極的。冥想等心理訓練方法可能有助於促進積極的情緒低落。 -調節消極相關的心理計劃。

“照顧好心理健康很重要，這應該是公共衛生的主要重點，因為這不僅在短期內對人們的健康和福祉很重要，而且還可能影響您患失智症的風險。”

研究人員希望找出降低RNT的方法是否可以通過正念訓練或針對性的談話療法來降低失智症的風險。Marchant博士和Chételat博士以及其他歐洲研究人員目前正在開展一個大型項目，以研究冥想等乾預措施是否可以通過支持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來幫助降低失智症的風險。

阿茲海默氏症學會研究與影響總監Fiona Carragher表示：“了解可能增加失智症風險的因素，對於幫助我們提高對這種破壞性疾病的認識以及在可能的情況下制定預防策略至關重要。重複的消極思維方式，認知能力下降和有害沉積物都很有趣，儘管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以更好地理解這一點，研究中的大多數人已經被確定患有阿茲海默氏病的風險較高，因此我們需要看看這些普通人群中的結果是否相呼應，如果反覆的負面思考會增加阿茲海默氏病本身的風險。

“在這些不穩定的時期，我們每天都會收到來自阿茲海默氏症癡呆症聯繫熱線的人們的消息，這些人感到害怕，困惑或在心理健康方面苦苦掙扎。因此，重要的是要指出這不是短期的消極思維時期將導致阿茲海默氏病。心理健康可能是失智症預防和治療的重要工具；更多的研究將告訴我們到什麼程度。

鄭醫師補充:

這篇研究報導只是提出有重複負面思考的人，日後罹患失智風險增加，但未說明重複的負面思考，到底是原因還是結果?我建議把重複的負面思考視為失智的前兆或者危險因子。要消除危險因子，必須從根處理，重複的負面思考若只是結果，還是要設法找到源頭，否則單純想靠正念、冥想或是心理治療來消除負面思考降低失智症風險，難度還是太高了。

參考文獻:

Natalie L. Marchant, Lise R. Lovland, Rebecca Jones, Alexa Pichet Binette, Julie Gonneaud, Eider M. Arenaza-Urquijo, Gael Chételat, Sylvia Villeneuve. Repetitive negative thinking is associated with amyloid, tau, and cognitive decline. Alzheimer's & Dementia, 2020; DOI: 10.1002/alz.12116

該論文的主要作者瑪麗亞·卡爾沃·羅德里格斯（Maria Calvo-Rodriguez）博士說：“我們能夠通過尖端的即時成像技術，在患有阿茲海默氏樣症狀的存活小鼠的神經元中顯示出線粒體鈣的失調。” 高級作者是Brian J. Bacskai，博士。他們倆都來自馬薩諸塞州總醫院神經內科。

他們的合作者包括來自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和西班牙加的斯生物醫學研究所（INIBICA）的醫學院的研究人員。這項研究最近發表在《自然通訊》上。

阿茲海默氏病的標誌性特徵之一是澱粉樣β（Aβ）斑塊的沉積和神經元的流失。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Aβ的積累是該疾病的誘因，但是神經元在阿茲海默氏病中死亡的確切方式仍然是個謎，而Aβ理論已經引起爭議，因為許多針對Aβ的候選藥物在臨床試驗中均失敗了。

Aβ斑塊的作用之一是它們在腦細胞中引起高鈣離子（Ca 2+）濃度。也有證據証實，至少在細胞培養中，暴露於Aβ可以提高線粒體內的Ca 2+濃度並導致神經元死亡。線粒體通過將線粒體中的Ca 2+吸收的“線粒體鈣單向轉運體” 影響神經元內的Ca 2+信號傳導。由於缺乏足夠敏感的技術來直接評估活腦線粒體中Ca 2+的濃度，因此在活體小鼠中對該機制的研究受到了阻礙。

為了探討Ca 2+，線粒體與神經元死亡之間的關係，Calvo-Rodriguez和她的同事們將多光子顯微鏡與針對線粒體的比例式Ca 2+指示劑相結合，以評估Ca 2+的濃度。他們應用這些技術來檢查阿茲海默氏病轉基因小鼠模型的神經元，該模型會產生與人類患者相似的澱粉樣斑塊。

他們的研究証實，在該模型中，線粒體Ca 2+濃度升高與斑塊沉積和神經元死亡有關，這表明線粒體中異常的Ca 2+濃度可能在阿茲海默氏病的神經元細胞死亡中起作用。

此外，他們觀察到，當將可溶性Aβ應用於健康小鼠大腦時，線粒體中的Ca 2+濃度會增加。該過程可通過用藥物阻斷線粒體鈣單向轉運蛋白來預防。可溶性Aβ是一種類似於人類阿茲海默氏病大腦中的Aβ。

Calvo-Rodriguez說：“線粒體中的鈣的高濃度會引起氧化壓力，並通過細胞凋亡導致神經元死亡。” “我們建議通過阻斷神經元線粒體鈣單向轉運蛋白，我們可以預防細胞死亡並影響疾病的進展。” 他們的工作証實，靶向鈣進入線粒體可能是阿茲海默氏病中一種有希望的新治療方法。

鄭醫師補充:

Maria Calvo-Rodriguez, Steven S. Hou, Austin C. Snyder, Elizabeth K. Kharitonova, Alyssa N. Russ, Sudeshna Das, Zhanyun Fan, Alona Muzikansky, Monica Garcia-Alloza, Alberto Serrano-Pozo, Eloise Hudry, Brian J. Bacskai. Increased mitochondrial calcium levels associated with neuronal death in a mouse model of Alzheimer’s disease.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 11 (1) DOI: 10.1038/s41467-020-16074-2

針對2800名50歲以上的人進行的流行病學研究檢查了吃含類黃酮的食物與阿茲海默氏症（AD）和阿茲海默症及相關失智症（ADRD）的風險之間的長期關係。儘管許多研究著眼於短期內營養與失智之間的關聯，但今天發表在《美國臨床營養學雜誌》上的這項研究著眼於20年以上的暴露分析。

黃酮是植物中的天然物質，包括水果和蔬菜，如梨，蘋果，漿果，洋蔥，以及植物性飲料（如茶和酒）。類黃酮與多種健康益處相關，包括減少發炎。黑巧克力是類黃酮的另一種來源。

研究小組確定，與最高攝入量相比，三種類黃酮攝入量低與癡呆風險更高有關。特別是：

• 黃酮醇（蘋果，梨和茶）的攝入量低與罹患ADRD的風險增加兩倍有關。
• 花青素（藍莓，草莓和紅酒）攝入量低與罹患ADRD的風險增加四倍。
• 低攝入類黃酮聚合物（蘋果，梨和茶）與罹患ADRD的風險倍增。

AD的結果也相仿。

高級作者兼營養流行病學專家保羅·雅克說：“我們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飲食可能與一個人的認知能力下降有關的圖片，因為我們能夠在參與者被診斷為失智症之前多年就研究類黃酮的攝取量。”“由於目前沒有可用於治療阿茲海默氏症的有效藥物，通過健康飲食預防疾病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

研究人員分析了六種類型的類黃酮，並將長期攝入量與以後生活中診斷出的AD和ADRD的數量進行了比較。他們發現，與最高攝入量（大於60％）相比，三種類黃酮攝入量低（15％或更低）發生失智的風險更高。研究的攝取分類包括：

• 低攝取量（15％或更低）等於每月無漿果（花青素）攝取，每月大約一個半蘋果（黃酮醇），也沒有茶（類黃酮聚合物）攝取。
• 高攝取量（60％或更高）等於每月大約7.5杯藍莓或草莓（花青素），每月8個蘋果和梨（黃酮醇）和每月19杯茶（類黃酮聚合物）。

第一作者埃斯拉·希什塔爾（Esra Shishtar）說：“茶，尤其是綠茶和莓果是類黃酮的良好來源。”埃斯拉·希什塔爾（Esra Shishtar）在研究時曾是Gerald J.和Dorothy R. Friedman營養科學與政策學院的博士學位塔夫茨大學（University of Tufts University）在USDA HNRCA的營養流行病學計劃中。“當我們查看研究結果時，我們發現攝取更多類黃酮可能從中受益最大，而攝取量卻不需要太多。每天喝一杯茶或每週吃兩到三次莓果就足夠了。”

雅克還說，50歲是首次為參與者分析數據的大致年齡，對採取正向飲食來說為時不晚，。他說：“失智症的風險實際上在70歲以上就開始增加，而要傳達的訊息是，當您接近50歲或更高齡時，如果您還沒有調整飲食的話，您應該開始考慮更健康的飲食。”

方法

為了測量類黃酮的長期攝入量，研究團隊使用了飲食調查表，該調查表由弗雷明漢心臟研究的參與者大約每四年進行一次醫學檢查，這些人是白人，大部分人經過幾代人的心臟危險因素研究疾病。

為了增加飲食資訊準確的可能性，研究人員基於以下假設：從認知狀態下降開始，飲食行為可能已經改變，並且食物調查表更可能不準確，從而從失智症診斷之前的幾年中便排除了調查表。 。

參與者來自後代世代（原始參與者的孩子），數據來自第5至9次的檢查。在研究開始時，參與者沒有AD和ADRD，及有效的食物頻率問卷當基底。類黃酮的攝取量在每次檢查時都會更新，以代表五個檢查週期內的累積平均攝取量。

研究人員將黃酮類化合物分為六種類型，並根據百分位數創建了四個攝取水平：小於或等於15％，15-30％，30-60％和大於60％。然後，他們將類黃酮的攝取類型和量與新診斷的AD和ADRD進行了比較。

該研究仍存在一些侷限性，包括使用食物頻率問卷中的自我報告食物數據，這些數據在召回時可能會出錯。該發現可推廣到歐洲血統的中年或老年人。受教育程度，吸煙狀況，體能鍛鍊，體重指數和參與者飲食的總體質量等因素可能會影響結果，但研究人員在統計分析這些因素占比。由於其觀察性設計，該研究並未反映出類黃酮攝取與AD和ADRD發生之間的因果關係。

參考文獻:

Paul F Jacques, Rhoda Au, Jeffrey B Blumberg, Gail T Rogers, Esra Shishtar. Long-term dietary flavonoid intake and risk of Alzheimer disease and related dementias in the Framingham Offspring Cohor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2020; DOI: 10.1093/ajcn/nqaa079